|
您现在的位置： 新语文 >> 企业管理 >> 企业文化 >> 综合文库 >> 正文 |
|
|||||
|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2） | |||||
|
作者：张羿 人气：459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
|
后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中国商业精神的根源之辩 但是，看看国人对后现代管理的理解……就连姜奇平先生这样在后现代理论方面颇有研究的“新经济理论领袖”，对后现代管理的理解都令人忧心！我认为，姜先生对后现代管理进行的是一种诗歌式的解读，而非严谨的学术判断。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说： “儒家管理思想，与后现代管理思想，竟神奇地越过泰勒科学管理，正在建立起一种直通车式的联系。” 那么，儒家管理思想与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直通车式”联系？姜先生是否对所谓儒家管理与后现代管理均进行过系统和严密的考证？ 在我看来，后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并非都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关系，并非都具有本质的相通性。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而后现代管理是反权威主义的。在拙作《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我对后现代管理的文化基础进行过清晰的阐述。 很多学者在总结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商业经营的重要作用时，强调的都是儒家文化的“关系学”和集体主义。但是，且不说新加坡的成功实际上更得益于其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吸取，就算他们确实是运用儒家文化而取得了成功，我们也还要反观其成功的社会背景——迄今为止，海外华人是在前知识社会的权威主义土壤中取得成功的。如果说这一土壤还能够使儒家文化有用武之地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儒家文化将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法则，甚至其核心思想将彻底淡出历史。 儒家的集体主义与后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可以说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抹杀个体的前提下实现其统治的，而后者则是在张扬个体的前提下实现其资源的整合。在后现代企业中，不存在统治，只存在资源的整合。儒家的“关系”与后现代意义上的关系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儒家的“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和“层级关系”；而在后现代企业中，由于产权制度、委托—代理制度的革命以及组织扁平化改造，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彻底消失，也使得高层经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层级壁垒化为乌有。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以人为本”的话，那就更是痴人说梦！连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本主义”都实际上成为“以人为本”的巨大障碍，更不用说前现代背景下的权威文化了。我曾经在《警惕“以人为本”沦为清谈》一文中指出： 人本主义造就了现代企业制度，也正在促使现代企业制度走向死亡。人本主义不仅没有导致当代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相反，却使“以人为本”有沦为清谈的倾向。人本主义并不是后现代语境下“以人为本”的同义语。真正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目标的是“后人本主义”。 现代企业的层级组织、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以及其内部紧张的人际关系，都是人本主义的产物。人本主义有两个发展阶段，即笛卡尔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和萨特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前者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现代公司沦为单纯的生产机器；后者虽然不再否认他人的存在，不再淹没或同化他者，却把他者看作敌人或工具，著名的观点有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等。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还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都与二元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元论的本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因此，建立在二元论基础 的人本主义的根本弊病乃是，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这在现代公司中，表现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二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表现为经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以及二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这些关系在现代公司中是牢不可破的。 因此，人本主义的结果是人人以自我为本，而不是以他人为本；人人以自我为主体，而不是以他人为主体。这就导致，在现代公司中，不仅所有者只以自己的利益为本，进而扩展到，经营者以及每一个员工都以自我利益为本。也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以自我利益为本的个人主义。这是现代企业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垒，它意味着现代公司制度及文化在后现代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 尽管儒家文化提倡“仁”，似乎是“以人为本”了。但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与后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也具有本质的不同。后现代的“以人为本”是在人人为主体的前提下而实现的，它的最高境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我们不否认，在儒家的“仁”中，也有爱的成分。但在权威主义和主仆关系的儒家礼教系统中，所谓的“仁”只能大打折扣，甚至会隐藏着狡猾的驭人之术。 所以，尽管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得中国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其精髓要义。这是孔子也不愿看到的。所以才会有这位孤独的先哲“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刘备三顾茅庐就是“以人为本”，否则就不会出现后来诸葛亮侍奉无能的刘禅这样的现象。儒家文化所教养出来的岳飞式的愚忠，也断不会重现在后现代企业的“知识工人”身上。我在接受《经理人》杂志2004年第七期特别企划——“置疑兵法管理”栏目的采访时，曾经对权威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进行过批评，并指出，后现代管理是对权威主义兵法管理的全面超越。 这意味着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也必须首先对包括儒家和法家等在内的古典权威主义进行彻底清理。但一直热衷于使用“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管理”等前沿概念的姜奇平先生，却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不假思索的盲目推崇。姜奇平先生说： “有专家认为，指导柳传志最得力的管理思想显然不是来自外国—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外国类似的经营管理案例——纵观联想的20年发展之路，‘中庸思想’是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 我们并不否认《中庸》的博大精深。但后现代背景下的企业管理远非如此简单。任何管理都不可能单靠一种哲学或人生修养学说就能解决，管理有其特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如果讲传统，西方的传统同样博大精深。且不说《圣经》所启示的包罗万有的智慧，就连苏格拉底的才智，也足够任何企业家使用了。换个角度讲，如果中庸之道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就不会有近现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 众所周知，联想集团是中国借鉴西方管理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尽管我们不否认柳传志可能深谙中庸之道，但是没有联想的经理层持股等一系列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ERP等信息化系统的实施，就绝不会有联想的今天。特别是，当杨元庆发动不许联想员工“称总”，以及大规模裁员行动中，我们就更难看到儒家文化和中庸的影子。在联想裁员行动后，柳传志也亲自对媒体说，联想集团要要完成从“亲情文化”到“绩效文化”的转变。且不论柳传志的说法是否妥当，至少联想的这种做法，已经是非中庸的了。至于联想之路的独特性，这并非神奇，任何一家成 企业都具备自己的独特性。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优秀企业的独特发展道路中，透过晦暗的时代，我们发现它们共同或相似的地方要远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 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摈弃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 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还将《黄帝内经》作为企业信息化的最高经典： “《黄帝内经》对企业信息化，有世界最高水平的阐释。将《黄帝内经》与SAP的ERP软件进行深度比较，可以发现SAP的ERP软件只是大学水平，《黄帝内经》的管理思想已到了博士后阶段。” 姜奇平先生之所以如此说，无非是因为《黄帝内经》中关于经脉的哲理与企业信息化的哲理有相似之处。如果按照姜先生的逻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李时珍是最伟大的ERP实施专家。因为李时珍在自己的实践中将《黄帝内经》的医学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推崇的同时，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还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极端无知和藐视： “云南‘钱王’王炽领悟出的商道竟是：‘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换了直来直去的美国牛仔，大嘴巴不扇过去，枪子儿也过去了。但《道德经》管这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一方‘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些都需要西方人琢磨是什么意思，什么逻辑，属于什么管理体系。” 请问王炽何许人也？他有没有耶酥基督伟大？要知道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圣经》中耶酥基督所流淌的包容、忍让精神是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圣贤所不可能达到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之所以能够以非暴力运动领导印度人民走向独立之路，正是得益于他在英国留学时所受到的基督教文明的浸染。深得耶酥基督精神福泽的西方人，并不是姜奇平先生所认为的三尺顽童，在面对伟大的东方智慧时会崇拜得无以复加。 由于对伟大的《圣经》智慧的吸取，西方人深知，容忍是自由的根源，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相互容忍的精神。没有容忍就没有西方的民主和现代文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西方，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骂总统。西方式的直接，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缺乏容忍、粗暴等品格，而更多的是一种坦白和诚实。否则，西方人岂不都成了未开化的、毫无教养的低等公民？ 在北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消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仅没有关卡，甚至没有收费站。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随意到另一个国家工作和生活。而北欧在历史上，各国彼此之间曾经也充满着征战。北欧人还曾以剽悍而闻名于欧洲，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见证了这一段历史。但正是由于后来基督教文明的传入，才使北欧人逐渐被驯化，性格变得温和、宽容起来，并由此导致了今天北欧的一体化格局。 而在中国，户籍制度的枷锁至今都没有彻底打破，城市与农村仍然处于高度的二元对立之中。城市人不仅看不起进城的农民，甚至看不起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地人”。请问中国的宽容精神何在？面对后现代社会，我们对伟大祖先的教导还能记住多少？ 我曾经在一篇评论硅谷模式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观点：说硅谷之所以没有形成后现代企业制度，源于西方文化的浅薄。这和姜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对西方 化的如此棒杀，我看也绝不符合孔孟之道。 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抵制“中国式管理”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的曲解还远不止以上所述。姜奇平先生以先知的口吻如是说： “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日本式的管理，是随着日本经济奇迹，而成为国际管理思想的。今日中国经济起飞的成绩，已不亚于日本，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要总结中国式管理的经典所在。” “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正是这种体现中国商业精神的新管理典范。 首先，说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总结“中国式管理的经典所在”，这种观点是过于自满。因为大家都清楚，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还只是经得起纵向比较，即与中国的过去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各种指标按人均计算的话，中国还相距甚远。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就一直是名落孙山。 其次，什么是“日本式管理”？什么又是“中国式管理”？尽管我们说，在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与地区理应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事实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也在趋于一体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后现代时期经济文化化之大势，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大融合。这一融合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度扩张中的民族与文化大融合。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区分何为西方，何为东方。 事实上，所谓“日本式管理”也不过是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其与西方管理共通的地方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相同大于差异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日本式管理”和日本二战之后的崛起，其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表明，“日本式管理”及其商业精神的基石，恰恰来自美国。这里有确凿的历史事实为证：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日本的军事统管。麦克阿瑟将军利用日本人尊崇权威的心理，在日本推行了许多《圣经》的基本教义，使之成为商业伦理之依据。《圣经》教义所体现的商业伦理的强大作用，加上日本人的勤奋和爱国情操，激励日本工商界奋发图强，并使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锋芒直逼美国。 其二，几乎于麦克阿瑟同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爱德华•戴明来到日本，在日本传授一套奇妙的企业管理诀窍。这些管理诀窍正是源自《圣经》的千古不变的原则。日本人运用这套诀窍，使自己成为美国经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从而使美国商界在70年代，不得不重回日本，带回这个曾被他们送给日本，却被自己淡忘的法宝，以重振美国经济。 这就是所谓“日本式管理”的秘密！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本质上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管理”，而充其量只有中国特性的“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管理才是我们建设中国商业精神的坚实基础。而后现代管理本身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商业精神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区分后现代管理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已毫无意义；区分中国商业精神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也毫无意义。试问美国的民族性是什么？美国没有真正的民族性，而只有国际性。这是任何迈入后现代世界的国度无法逃避的命运。 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和中国商业精神的理解充满着矛盾。在上文中，姜先生说：未来取代日 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正是这种体现中国商业精神的新管理典范。但在另一个场合，姜先生又说：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 那么，统一于什么，统一于东方管理吗？不，肯定是统一于后现代管理！东方管理也好，西方管理也好，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只能是后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东方管理和西方管理。 显然，在姜奇平先生那里存在着概念的混乱，他把后现代管理与“后现代背景下的西方管理”划等号了。那么，既然如此，姜先生却还热衷于“后现代经济”、“后现代管理”这些“舶来品”，岂不也是“跟屁”西方了吗？ |
|||||
| 财富论今——新的理念 心的飞越 | |||||
| | 设为首页 | 劳动创造一切，财富造就神话 | |
| 财富论今－http://cf.xinyuwen.com 苏ICP备05013302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