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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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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羿 人气：451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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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精神建设是中国人的共同使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使商业精神的建设成为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课题。商业精神的建设不仅关乎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关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今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市场经济一日千里的今天，由于在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普遍现象，因此，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不假思索地把这些消极的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然而，当我们以真正的智慧洞穿时代，就会发现这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或商业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真正的原因是商业精神的缺失！这种精神的荒漠现象在所谓高贵的精神创作，如文学、艺术领域同样存在。当文化人为商人的堕落而高呼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沉沦。罪恶与堕落、伪善与虚空，吞噬的不仅是商人，还有作家、艺术家等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心灵。 商业精神的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商业界的事情，而是包括文化人在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使命！ 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是一个严肃的、需要认真考量的重大课题。我本无意于将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姜奇平先生的文章联系在一起。但姜先生在其《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载《互联网周刊》2004年6月29日）一文中，对所谓的中国商业精神和后现代管理的表述，存在着太多的谬误。因此，在本文中，我将本着学术和思想的严谨性之原则，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一一指出与姜先生观点的不同之处。 二、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虽然经过短短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在推动力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所制造的大环境以外，并没有一种真正堪称经典的精神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我们迄今为止的成就，更多的是在一种商业环境不够健全的相对无序状态中，因着我们对财富的强烈饥渴本能、固有的智力以及对西方管理的快速借鉴而取得的。 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成就包括美国经济的奇迹，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之上，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一定是建立在儒家精神基础之上。且不说儒家文化在本质上与商业精神的格格不入，就算其中可以运用到商业实践中的思想，对已经陷入现代性、陷入未来主义泥潭、已经割裂了与伟大传统紧密联系的当今国人来说，又能领会并运用多少呢？ 中国商业精神正随着经济的逐步起飞而处于艰苦的摸索与构筑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面对是是一个全球一体化和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都扑面而来，都处于同一个界面之上，因此必须摈弃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必须直接以后现代模式来迎接后现代世界的种种挑战。 西方商业精神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浸透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商业文化，包括形成了诚信的社会规范与环境，并使之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和主流文化；二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悠久历史的、其实力足可影响国家命运甚至全球经济的世界级百年常青企业；三是在全社会形成了大量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群。 而反观中国，社会缺少起码的诚信，商业文化还远未形成；不仅9亿农民还处于商业文化的边缘，就连大量的政府公务员都还没有真正认同商业文化。中国还没有彻底走出“官本位”的封建文化阴影，何谈普遍化的商业文明？中国也缺少世界级企业，缺少堪做社会中坚力量、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群。当然，你可以说联想、海尔等中国企业已经足够优秀。但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管理上，它们与西方百年常青企业都还相距甚远。联想等中国优秀企业的历史才20几年，与西方百年常青企业相比还处于幼年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自大和战略、文化疲软的危险迹象，未来的变故实在还太多太难以预料。你也可以说温州等地已经形成了具有足够创新力的中小型企业群，但那只是温州，并不能代表全中国。而且所谓的“温州模式”也还有待提升与超越，并不能和西方的中小企业创新力真正相提并论。 因此，象姜奇平先生一样，说中国商业精神已经“领潮后现代”实在还为时过早。其实姜先生自己也很清楚，中国商业精神还有待总结。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的结尾就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标题呢？这显然违背严谨的学术精神。 三、后现代管理与中国商业精神建设 后现代管理：中国商业精神的企业制度基础 抛开社会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不谈，由于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对形成商业精神的重要性，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与能否建立最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就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历史向后现代世界飞奔的同时，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模式必将取代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管理模式，而成为新的经典。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必须超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真正符合时代需要的后现代企业制度。同样，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也有赖于后现代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在全社会的形成。 我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后现代管理革命不是发生于未来，而是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不是仅仅发生在西方，而是也发生在中国。后现代管理是席卷全球的企业革命浪潮，它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微软、戴尔、雅虎等高科技新贵的成功，乃至杰克•韦尔奇在GE所发动的管理革命，都有力地见证了后现代管理模式的巨大威力；同样，在联想、海尔、万科等中国优秀企业成功的轨迹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模式的影子。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远远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使得后现代管理迄今未能发挥其更为巨大的历史作用。 地域化：中国商业精神的后现代陷阱 在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方面，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具有同样的历史职责。中国学者并非应该象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所说的： “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而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 “国际上并不稀罕中国总结出什么‘现代管理制度’之类跟屁西方的理论，他们将竖起两只耳朵(因为他们顶多只有两只耳朵)，聚精会神听中国人不同于他们的、又有五千年积淀做来源的那些心得。” 其实姜奇平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总结， 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已经是一种经典的成熟的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对它的解构，而非总结。我们真正需要总结的是“后现代企业制度”。我想姜奇平先生一定也很清楚这一事实。 按照姜奇平先生的逻辑，面对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中国学者应该置之不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西方人自然会总结好。而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去总结那些“独一无二”的成功秘诀与所谓的“商业精神”。 但是，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少可用来充实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有多少可以用来建设后现代背景下的商业精神。如果我们真的如此，不积极地参与全球最新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总结，而只是接受西方人的理论成果，那才会真正变成“跟屁西方”了！因为，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时期，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国际性、普遍性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其地域性和特殊性。 姜奇平先生之所以会有以上谬见，或许与人们对后现代管理的曲解有关。 很多人都有一种对后现代管理的巨大误解：他们认为，后现代管理仅仅是管理学的一个流派或思潮。而实际上，后现代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典管理模式，是现代管理模式的终结者和替代者。后现代管理，是21世纪管理的入场券，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胜秘诀。后现代管理的存在价值，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因为它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后现代管理的经典性乃在于它在知识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实用性。换句话说，后现代管理是一种时代理论，它代表着管理的真理与企业的成功，反之，则是谬误与失败。无论是安然、世通的破产，还是大量中国企业的败局，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在后现代背景下及时建立自己的后现代管理体系。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从中国企业的实际需要来说，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 后现代管理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在经济全球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后现代时期，任何企业都无法逃避后现代管理革命。正如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样，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必须是跨越式的。中国不能一步一步走完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再去完成后工业化；中国企业也不能一步一步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再去完成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那样的话，中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打个比方，当使用冷兵器的印第安人在信息化时代，与美国的数字化部队作战，他们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迅速把自己也装备成一支数字化部队，而不能循序渐进地先完成机械化装备，再去完成数字化装备。这就叫“兵临城下”！ 尽管跨越式发展充满艰难与挑战，但是你别无选择！正是由于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成功地完成跨越式发展，因此，全球化才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差距与失衡，带来更大的贫富不均。同处一个大陆，拉美国家却远远落后于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拉美化现象”，并使遥远的中国为之恐慌。因为，如果不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企业后现代化及其相关制度方面的构筑，中国也有重蹈拉美覆辙，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果真如此，那就更谈不上商业精神的建设了！ 模仿≠学习：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前车之鉴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阐述先进制度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时，曾经使用了“后发劣势”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源自美国经济学家沃森，原意是“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意思是，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时，由于局限于对后者先进科技方面的模仿，而忽视了对后者先进制 的学习，虽然可能会取得短期的成功，但长期却会埋下巨大的祸根，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小凯举了几个例子。其一是前苏联：由于前苏联只是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基础，因此虽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成功，最终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二是18、19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相对于英国是发展中国家，法国落后的原因也是没有象英国一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其三是南美洲：与北美相比，南美在制度方面具有较大的差距——北美地方具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南美地方自治性差；北美是开明自由的基督教新教，而南美是专制的天主教；北美是邦联制，而南美是单一制；其四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在不改变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来实现工业化，结果也是失败的。 杨小凯还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的新工业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却被称为“制度创新”。从前苏联的教训不难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 那么，要获得“后发优势”的唯一途径乃是——学习成功的制度。我认为，学习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模仿。学习本身是带有批判性的，如果不对学习的对象进行反思，在学习的同时超越对方，就不可能是成功的学习。正如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创造性教育一样。否则，学习就与模仿无异了。同样是上面的例子，法国在学习英国的时候，就没有单纯地模仿，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超越。比如，当时英国大学不设工程技术学科，只单纯教授文化。但法国却大胆地在大学开设工程技术学科，从而后来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过了英国。 法国的例子与我们今天构筑后现代企业制度和后现代管理模式是同样的道理。中国要想在后现代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在学习西方企业制度的同时，构筑自己的领先世界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这是后现代背景下商业精神形成的基础。不可想象，当一个国家不具备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还谈什么商业精神！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抛开社会政治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不谈，对后现代企业制度和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与学习，无疑是构筑中国商业精神的无可争议的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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