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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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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羿 人气：461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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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资本与中国商业精神建设 “社会资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中，社会资本的转型与积累也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本存在结构性欠缺和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的国度。而社会资本是国家软实力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无不具有社会资本强大之特征。 社会资本是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其本质是存在于政府政策与法律之外的规范性力量与网络。西方的社会资本虽然也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绝不是因为学习中国的“关系学”，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走向民主与富强之路的。 然而，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却说： “今日国际社会学中新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它有条件转眼间成为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新的世界典范。” “关系，可说是中国商业精神中的土特产。做生意不懂关系，无异于一只白薯。而社会资本，正是法国社会学界从中国人的‘关系’中直接提炼出的一个进入国际主流的社会学、管理学理念。”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对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的进一步考察，来看一看姜先生的以上说法到底是哗众取宠还是严谨的学术判断。 西方“社会资本”概念解析 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有三个中心概念：习性、场和资本。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他还将资本分为三种形态：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198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布尔迪厄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而具体界定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88年，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并在其后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其行动理论中，基本的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这些关系不仅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资源。当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性，把其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时，“社会资本”的概念就出现了。科尔曼所说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特定人群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自动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他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纽约从事钻石交交易的犹太人。在进行大宗交易前，钻石商们通常要把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圆钻石在付款前交给对方，以 他们清点数量、检查品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手段保证对方不调包以次充好或以假充真。这个看起来令人惊叹的诚信背后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惩罚机制：纽约从事钻石交交易的犹太人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群体，他们通过家族、宗教、社交等各种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因为贪心而调包或私藏钻石，就将失去所有的家族、宗教、和社交关系，是自绝于这个群体，也将被整个业界抛弃。 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帕特南和其同事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使民主运转》（1993）一书。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所以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可以信赖，且成员之间能相互信赖，那么它能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界定社会资本时也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他提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而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福山认为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 通过以上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的“社会资本”与中国的“社会关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如姜奇平先生所言，西方社会学界是受到东方文化的启发而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但这并不意味东方（中国）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我们为此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就此以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以为“风水轮流转”而陷入骄傲之中，那实在是说不出什么道理。到头来还是夜郎自大。 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是因为在西方，社会资本原本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西方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之路上，社会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概念息息相关。“市民社会”最早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卡尔•马克思曾经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辨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指出，政治国家最终将为市民社会所取代。而市民社会的维系纽带恰恰是社会资本。 中国式“社会资本”必须转型 社会资本是一种创造与生产性力量，它对商业社会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传统社会。因为，现代商业社会对应的是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强制性规范在商业社会中表现得最为薄弱。在此种状况下，社会资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缺少社会资本的维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个社会一旦由于社会资本薄弱而必须由政府进行更多强制性规范时，必然会背离市场经济形态。 因此，社会资本对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由于中国目前社会资本的薄弱，实际上给政府背上了重大的包袱。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建设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建立 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学”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相距甚远，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传统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裙带关系”，其作用更多是破坏性的而非创造性的。中国人“关系”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甚至是国家法律的破坏，从而为小部分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其结果是制造社会不公，引起民愤民怨。在中国，“关系”的另外一种作用是：为本来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保障。无论是前一种现象还是后一种现象，中国的关系都没有起到维护正当规范，维护社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关系” 还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的庇佑者，甚至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制造者。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社会资本”正在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阶段的今天，是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竭力抵制的破坏性势力。这与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确是有天壤之别。 西方社会资本发达的另外一个著名的例证是，现代英国没有宪法，但却依然能够民主而强盛。这说明经过数百年的资本主义道路，英国的社会资本已经高度发达，从而成为民主政体强大的辅助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这其中的奥秘除了前面所说的南北美洲在制度细节方面的差异外，就在于社会资本是否富有。北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而拉美则在社会资本方面较为匮乏。这是双方发展状况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 拉美的状况对中国是很好借鉴。中国经济今后的良性发展，必须依赖健全的商业精神。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则有赖于社会资本的构筑与转型。社会资本不仅对经济、对整个社会文明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成功的前提。 中国式“关系”与后现代商业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社会资本的转型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对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关系学”进行彻底的清理，以避免陷入一些基本的错误。而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却说： “‘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暗合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 姜奇平先生的以上观点，是将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从而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式的“关系”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并无任何关联性。中国式的“关系”，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带有强烈趋利色彩的世俗主义和“混世法则”。这种“混世法则”其实并没有超越常识意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的世俗社会夸大并使得这种常识意识庸俗化了。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反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体哲学。 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 义。其中，前者的直接后果是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后者的直接后果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实际上，由于西方独特的基督教文明，使得西方社会即使在现代性最昌盛的时期，在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声之后，都没有真正彻底地沉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上帝之爱，而仍然得到了维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约有50%的当今美国人自愿做义工为社会服务，他们每人每周平均做义工的时间不低于4小时。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如果你是交通等事故的受害者，目击者会主动向你出示证件和联系方式。如果你需要，他就愿意为你出面做证。而在中国，同样的情形下，目击者大多都会逃之夭夭。在中国，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观者如堵却无人报警的新闻。而在丹麦，每一个市民都会充当警察角色。请问，在以上绝非只反映特殊现象的事例中，我们的“国粹”——“关系”那里去了？在类似情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何在？中国的“关系学”与此有何相关？ 问题的症结是，由于中国社会信仰的缺失，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下，大多数人迷失了方向，成为货币拜物教的俘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远甚于西方，使整个民族陷入空前的精神危机，使真正的商业精神的建设陷入困境。中国的“关系”于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看来真是毫无助益。而被姜奇平先生判决为“不懂关系”的西方人，却真正地构筑了自己的重视关系的后现代文明。这才是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真正含义。在“主体间性”理论中，首先是“主体”的在场，即具有对等地位的独立个体的在场；然后才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它的最高体现是主体之间的爱，是一种利他精神。而中国式“关系”，则始终与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中国文化缺少真正的“关系”，中国缺少社会资本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缺少真正的主体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主体”是不在场的。所谓的“主体”被归结为“心”，而客体被归结为“物”，中国“主体哲学”的最高境界乃是“物我合一”，实际上是一种心灵修养学说。在这种心灵修养学说中，“心”是内指向的，即指向“我”或“己”；而“物”则主要是指外部世界或自然。这样，中国的“主体哲学”就不可能构筑真正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在后现代背景下成为社会资本的孵化器。被姜奇平先生引以为荣的中国“关系”的本质乃是，在“主体”不在场和权威文化的主导下，以“绝对统治”、“服从”、“人微言轻”、“趋炎附势”、“封闭排外”、“破坏规则”等为特征的畸形的“关系场”。 因此，由于中国的“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具有天壤之别，两者之间不存在“否定之否定”关系。西方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如姜奇平所说，是建立在对中国式“关系”的“消毒”的基础之上。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相通性。那么，显而易见，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重要的是吸取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吸取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等后现代思想，而不是以中国传统的“关系”和古典文化为依据。这并不是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在系统和深度批判的前提下，使之与后现代精神进行真正的对话。这才是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出路所在。 五、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文化化的后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我们必须看到，物质和精神是相互渗透的：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种相互渗透的科学，而非仅仅向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良方。 > 就此而言，商业精神也并非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而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所谓商业精神的本质，乃是构筑一个健全、民主的理性社会的坚实基础。 然而，另人诧异的是，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的结尾，姜奇平先生却发出以下奇谈怪论： “现在大家都去赚钱，没人去总结也好，等于给中国商业精神保了密了，让西方人光看到奇迹，不知是怎么变出来的。也是一乐。” 这无疑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中国商业精神建设这一重大而严肃的课题。这是真正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唾弃的行为。 21世纪的中国，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隆隆作响的巨大工厂，茫然运行而不知所终；走向后现代时代的中国人民，不应该沦为简单的赚钱机器，脑满肥肠而灵魂虚空。而当前的事实是，单纯的增长癖以及拜金主义正在吞噬中国。在这种真正的商业精神缺席的状况下，GDP的飞速增长中孕育着巨大的危机。因此，商业精神的建设是21世纪经济中国的拯救之道，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乃至是作家、艺术家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神圣的历史职责。 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商业精神建设这一神圣职责，以避免中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巨人的同时，沦为一个精神侏儒。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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