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郭沫若同志关于文风问题发表过一个谈话。记者问：“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分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郭老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作答：“黄金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量却不见得有多重。” 

　　的确，衡量文章有没有分量，不能看长短，关键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即使写得像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郭老据此指出：“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 

　　现在，这个“质”和“量”的关系，在一些人那里依然是颠倒着的，他们还是固执地认为文章长才有分量，块头大才能体现水平。所以，三言两语、千字文章能说清的事，也要东拉西扯，凑上洋洋洒洒一大篇；一些领导的讲话、工作总结等，洋洋万言者屡见不鲜。文章越做越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写文章的人，没有很好地吃透上级精神，对上面的情况也是心中无数，“质不够，量来凑”，只好空泛地发一通议论，在文字上绕圈子。 

　　说每个干文字工作的人都愿意把文章写长，那有点冤枉，也不符合实情。他们心有隐衷：怕短了领导通不过。据说，有的单位的领导看讲话先看后面一页的页码，看够不够长。显然，他们是把文章的“量”和“质”划了等号，或者是以量定质。 

　　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质的变化，但决不能代替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托物言志，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形神兼备。而这一切，174字就完成了。刘禹锡的《陋室铭》融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于一体，气象恢宏，沁人心脾，而全文仅用了81个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90字……谁能因为这些文章的 “量”而否定它的“质”呢？相反，倒是那些空泛冗长的“裹脚文章”，如过眼烟云，流览一下便不再有人提起。 

　　文章的长短，除了取决于作者对于文风的认识外，还与其时其地的斗争形势密切相关。战争年代，无论是往还的公文，还是领导的讲话、报告等，都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明敏透辟的气息。因为那时战事急迫，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领导日理万机，谁有闲时间耐着性子看那些空洞的、长篇大论的东西？战事当前，谁如果不识时务，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硬要写成洋洋万言的长文，“书卷三尺，不见驴字”，是注定要挨板子的。 

　　讲空话，写长文，坐而论道，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极不相宜。当务之急，是改变我们的文风，转变我们的作风，腾出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