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李白遗产

因为李白给予的机缘，马鞍山市每年都要办吟诗节，最近更在积极使之国际化。当地人说“青山有幸伴诗魂”，看来也该说是“李白有幸卧青山”。我的有幸，则是躬逢其吟诗节之盛。

到马鞍山的当天下午我去了李白墓园。墓园后面远远的晴空，是斜阳照耀的一抹青绿山影。那是被李白甘愿“一生低首”的谢眺称作“山水都”的青山。死后埋在青山，与谢眺作异代邻居，本是李白的遗愿。但这遗愿当时并没有能够落实，最终的落实，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

晚年的李白几经磨难，早已风光不再，以至潦倒到几近乞丐。他自己在诗里说“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说白了就是靠人周济过日子。但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下去，因为“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61岁了，穷途末路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又放不下面子，便作诗先把族叔恭维一番，然后才曲折地说出自己的窘境，终被挽留。在此后的时间里，李白似乎有过一些快乐日子，常与李阳冰豪饮纵谈，“大笑喧雷霆”。当涂的山水李白是喜欢的，此前已写下许多名篇。不过，而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白发如霜草”，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扪心空叹息”了。到当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的“腐胁疾”已经病入膏肓，终于怀着满腔的悲怆饮恨而死。

李白身后最大的遗产应该就是由他本人托付给李阳冰编集而成的《草堂集》。尽管李阳冰的序言里说李白“其言多似天仙之辞”，但这些“千载独步”、“力敌造化”的“天仙之辞”却当不得饭吃。李白后人的日子显然颇为艰难。他们无法按李白的遗愿把他埋在他生前想埋的地方，就是一个证明。

五十五年后，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凭了这层关系，他寻访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得知李白墓在其生前寄居的龙山，而“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并且“坟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范传正“闻之悯然”，随后就请人“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把李白遗骸从龙山迁葬于相距六里的青山，并亲自为新墓碑撰写了序文。

我很为这篇碑文所触动。它不仅清楚地记叙了李白子孙两代的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他们的精神面貌。范传正找到李白两个孙女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伯禽早已“不禄而卒”，一个哥哥出走十二年，“不知所在”，她们自己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但成了农妇的她们虽然“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却“进退闲雅，庆对详缔，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就是改嫁给读书做官的人，她们的回答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

这使范传正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而我则从中发现了李白遗产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高贵与骄傲。那是骨子里的高傲，真正的贫贱不能移！

李白出身名门贵族，五岁诵六甲，十岁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年纪轻轻就怀了“安社稷，济苍生”的志向仗剑远游，朝廷上执掌中书诏诰，江湖间诗歌横被六合。这样一个人，自然有充分的理由渴望“扶摇直上九万里”。但命运却恰恰戏弄了这个真正的天才，就像他戏弄那些真正的权贵。“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终至客死异乡，埋骨草野。巨大的自我期许和同样巨大的冷酷遭遇形成的反差，构成了李白一生最大的悲剧。对李白强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诟病：他为求引荐说过肉麻的话；受到朝廷召见就得意忘形；为求一逞故作隐士状，等等。但有一点我们却不可以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得意和失意，都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的伸张，而不是世俗的荣华富贵；一旦受到打击，他立刻就可以“明朝散发弄扁舟”，而不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的超拔于世的傲岸，使他像一位当代作家指出的那样“在期待和煎熬中成了一个诗人，恰恰使他身上最天才的部分大放光彩，并且至今不曾黯淡”。而不是像常人那样沉沦为一个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的堕落肖小。“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纵使是不为世所用的牢骚，纵使是幻灭的临终绝唱，也像他在豪气冲天的时候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那么大气磅礴，浪漫壮丽。

范传正所说的“祖德”，首先就包括了这样一种高贵和骄傲。只是因为李白诗歌无与伦比的宏伟，使人们更多地仰慕他的艺术成就，而较少注重他的精神意义。对这份精神遗产的继承，在笑贫不笑娼、以无耻为荣的时尚面前，在那些借李白身世以自附的铺天盖地的诗文流露出的恶俗面前，也许是一种迂腐。但这迂腐正因为真切，正因为稀有，也正因为被忽略，才有了更为深刻的尤其现实的价值。

离开李白墓园，已是薄暮。我一再回望而默然无语。青山在霭霭的夕阳里，诗魂在深深的墓园中。我想，对这墓园，我最不会忘记的，一定是范传正立的那块《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的序言，它因为后人的一再翻刻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