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火——忆杨绛先生

每当我闲暇时，脑海中常会浮起一些美好的记忆……

少年时，有一次翻看大哥的一本“东吴大学校刊”，被一幅女同学合影深深吸引，我指着其中一位问母亲：“妈妈，你看这个人阿像洋囡囡？”“她叫杨季康”大哥在边上脱口而出。“杨季康”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常听大哥和他的同学们谈起，一直以为是个男生，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位“洋囡囡”，梳一头童花发式，圆圆脸庞上透出灿烂的微笑。从那以后，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崇拜的偶像；后来，我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中文系，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季康”又成了我的老师——原来她即是大名鼎鼎的杨绛先生（钱钟书夫人），时任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外文系教授。

1937年，抗战的烽火把我全家挤迁到了上海租界。中学阶段的我开始爱上了文学，迷上了话剧。那时上海的话剧舞台成了抗日重要阵地，如火如荼地演出如《碧血花》《正气歌》《海国英雄》等爱国剧本。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人加紧对文艺界干扰和施压，为了保存与之抗衡有生力量，于是上演一批生活气息较浓的轻喜剧。其中就有杨绛先生编写的《弄假成真》《称心如意》，这类喜剧一时风靡上海，因生活在日寇控制下的上海市民，正需要有种喜剧氛围调节精神苦闷，用杨绛先生的话说，“沦陷日本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黑夜里始终没丧失良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

两出喜剧上演，杨绛先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据她回忆说，后来日本宪兵司令部找她去，外表柔弱的她却表现出相当冷静从容。为示尊严，她穿戴整齐，特意选了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色旗袍，脚穿黑色布鞋，手持黑色皮包，包里专门放上一本《杜诗镜铨》，以备“受审期间”消遣之用。在宪兵队，杨先生不卑不亢，话不牵连演艺界任何人（当时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先生也正关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坚持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气节，日本人奈她不得，只能不了了之。杨绛先生编的喜剧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还是很幼稚的中学生，虽不知道“杨绛”是谁，但在我的心版上，女作家除了冰心和丁玲外，又刻上了“杨绛”这个璀璨的名字。

刚入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时，我天天盼着能听杨绛先生讲学，一直盼到了二年级，总算有机会选修杨先生的外文课了。我清楚地记得听她第一堂课的情景：杨先生迈进教室时的轻盈步履，脸上那种幽兰馨香的微笑，以及她那高雅气质和风度，一下子摄住了我们全班同学的目光……她讲课中循循善诱，引导我们从中华诗词的宝库，走向另一个西方诗歌的王国。特别是她朗读外文诗时，语音语调是那么柔和、优美而有节奏，她对诗歌内涵的分析是那么精辟而形象，听她的课，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杨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海涅等一大批西方诗人的优秀作品，我们像欣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词一样，接纳和采撷着其中的精华……课余的杨先生，喜欢和同学们一起聊天，因为我伯父陆鸿仪与她父亲乃同行知己，我大哥又曾与她同学相处，因此她与我交流似乎更加亲近情，她时常问起我伯父和大哥的情况。

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原籍无锡，后全家定居苏州，其父亲杨圃棠曾为一代名律师。得天独厚的吴地山水，孕育出杨绛先生非凡的才情学养，年轻时的她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后由东吴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继而留学英、法等国，学贯中西。杨绛先生的文采，既具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又富西方文化的浪漫情调，编剧有“莎士比亚喜剧遗响”之称。最近得悉，著名导演黄蜀芹准备将杨绛先生的《弄假成真》《称心如意》两个本子搬上荧屏，以飨今天广大的电视观众。

杨绛先生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她对李渔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曾有过专门研究，对比古今中外男女恋人的相爱方式，她所作的见解精辟独到，令人折服。她的写作体裁广泛，散文、小说、戏剧创作诸方面都很出色；由于来自知识分子群体，所以她能将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划得惟妙惟肖，她自己曾概括说，“小说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要据实塑造，我掇拾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决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货色。”她的《小阳春》《洗澡》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绝妙佳作。

有人在评价杨绛作品时说“杨先生国学造诣深厚，西学知识丰博，加之思想深锐，治学严谨，所撰多种著作别具特色，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些倾注作者半个多世纪心血的著作，也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演进轨迹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历程。”杨绛先生研究西方文学，主要倾心于现实主义作品，她所写的论文大多也归属这一类，例如“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她认为其书“揭露的真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丑恶”，“写法不同于一般，他刻意求真实，在许多地方打破了写小说的常规滥调……《名利场》里没有英雄，写的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他们的悲苦命运不是悲剧，只是对人生的讽刺”由此足见杨先生分析之确切，入木三分，将作者创作意图清晰地展示，引人深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作品大多为现实主义作品，不写英雄美人，不颂深挚爱情，没有远大理想抱负，而只是平凡现实生活，但通过小说人物去认识社会黑暗和各种丑恶嘴脸。主要译作有《堂吉诃德》《小癞子》等，因为都是直接从西班牙原著翻译过来，文字“距离”较远，难度更大。《堂吉诃德》的不同语言翻译版本很多，杨绛先生翻译的是第一个西班牙文版本，她要取不同版本作一番细致的校勘，从中理顺头绪才正式着手翻译。

《堂吉诃德》的翻译过程正逢文革期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没落骑士”，同样逃脱不了“劫难”的厄运，虽那时杨绛先生“自身难保”，依然千方百计“解救堂吉诃德”（译稿已被抄走）……她后来在《一个骑士和四个妖精》一文中述：下放干校前夕，原先的小组秘书当了学习组长，晚上组织学习时，我递给他一个字条；第二天早上，他问清我的那包稿子所在后，当即亲自找来交给我说“快抱回家去吧。”总算堂吉诃德获救了……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遇到了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世事的恼怒和失望。

杨绛先生毕生爱好读书，在家闲暇时，她常与钱钟书先生各坐餐厅长桌一端，钱先生面前高高一摞中文线装书，而杨先生面前则全是外文版书籍，夫妇俩乐此不疲神游于浩瀚书海中……据去年《新民晚报》载：杨绛先生在钱老病逝前与女儿钱瑷（也已病故）三人一起决定，把他们的全部版税稿酬捐赠予清华大学，并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金额7位数），以奖掖生活贫困、好学上进的优秀学生。杨先生在《杂忆与杂写》一书的序中述：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是呵，现已九十余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至今仍孜孜笔耕不辍，仍在用双手、用生命之火的暖流回报人民，回报社会，从她日常给苏州亲友们的来信中，仍可体味得到她对苏州家乡的眷恋和浓浓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