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1991年
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
1992年
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1992年1月香港《明报月刊》)
1994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1994年9月8日香港《联合报》)
1995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
1996年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997年
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实在好玩。”(原载《文字是肉做的》，1997年8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1998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徐江：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让权力话语奉他为当代圣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正好我对此也不高兴。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
朱文：让鲁迅一边歇一歇吧。(原载《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10期)
1999年
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想统一年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的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的气魄和胆识。”(原载《芙蓉》1999年6期)
朱健国：“鲁迅先生之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我们应该明确，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的说法，恰恰是在歌颂‘生病的鲁迅’。新中国以后一直以病中鲁迅’为宣传要点，所以愈宣传鲁迅，愈无鲁迅。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原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