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61年

　　夏志清：鲁迅离开北京后，特别是鲁迅“投共”后，他的创作能力丧失了，“不能再唤起写作他最优秀的作品所必须的真诚”。鲁迅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失误，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文化。”“他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他“更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较少的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导师和讽刺家。”(原载《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原载《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8月出版)

　　1966年

　　曹聚仁：“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原载《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月出版)

　　1967年

　　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载《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