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背后的人生悲剧
金堂县官仓镇小学 叶东
杜甫是唐代社会转折时期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他的前半生是在唐王朝的鼎盛阶段度过的，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在他身上可看到盛唐士人的狂放精神和开阔胸襟；可他的后半生历经战乱、四方漂泊，对普通百姓受苦受难的生活有着极真切的现实体验。正是这种特殊的现实体验，成就了杜甫在文学史上的不朽诗名。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其真实形象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是从以诗鉴史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杜甫的诗，不仅可以鉴史，更可以知人；这诗史不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更是诗人心灵的一面镜子。我们从杜甫的诗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更能体味到诗人伟大的心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拼命挣扎的痛苦历程。这挣扎的结果，是理想被现实所摧残、所毁灭，虽然最后也成就了杜甫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但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人生是不幸的，诗人的悲剧命运造就了诗人人生的悲剧，也即是说，诗史就是杜甫人生悲剧的真实反映。杜甫的诗歌，是与其人生道路紧密相连的。本文将试图通过对杜甫人生道路的考察与描述来观照其心灵发展的历程，进而揭示杜甫人生悲剧的历史意义。
杜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读书和壮游；困居长安；漂泊西南。下面，就让我们回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时代里去吧！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从家世看，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儒家仕人家庭。杜甫在三十四岁之前，基本上是在读书和漫游中度过的。他七岁学诗，至二十岁结束书斋生活，而后南下吴越，北游齐赵，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壮游”。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杜甫的诗作里充满了少年气盛的昂扬情调和自信。这一时期的杜甫曾与李白一道去寻仙访道，并共同在梁、宋一带有过狂放的豪侠之游。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杜甫曾经是怀着怎样的雄心壮志济世豪情登临泰山，又是怎样与天才的李白把酒欢歌。不识愁滋味的杜甫与李白，因为共同的豪情而结为知己。这时的杜甫是幸福的，那种胸怀天下的壮志，那种裘马轻狂的快意，在其诗作中展露无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这不是把自己比喻成驰骋千里的骏马吗？“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这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决不亚于李白的豪气与浪漫。此时的杜甫，胸怀大济苍生的梦想，同盛唐众多的诗人一样，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杜甫是快乐的。
但是，这样的快乐并未维持多久。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者应试，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考取进士入仕为官便成了杜甫的首选。于是三十四岁的杜甫参加了考试。但由于奸相李林甫压制天下人才，在其暗箱操作下，竟无一人被录取，还说是“野无遗贤”，考试成为一场骗局。这对自许甚高的杜甫是个沉重的打击。此时的杜甫，郁郁寡欢，但又不得不困守长安，以求入仕机会。杜甫是渴望当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大济苍生、为国尽忠的政治理想。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在统治者的眼中，杜甫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和当时众多的读书人一样，进入统治阶层是杜甫日思夜想的事情，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若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中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韦左丞即韦济，是武后时宰相韦思谦的孙子，武后、中宗时宰相韦嗣立的儿子，出身显贵，时任桓州刺史，杜甫与之有文字往还，因此在困居长安期间，曾求韦济帮其跑关系，以求引荐，但却没什么效果。应该说此时的杜甫，为了生活，已经顾不上什么清高了。他奔走于权贵之间，哪里还有什么年少时的狂放和豪气呀！生活的艰难逼面而来，理想与现实的隔阂竟是如此让人伤心！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起来，以至于“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穷困潦倒的杜甫，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悠闲与昂扬，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养家糊口之不易。这是杜甫命运的悲剧，是他人生的悲剧，但更是社会的悲剧。当时社会矛盾已经日渐加深，唐玄宗穷兵黩武而不顾百姓死活，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但敢怒不敢言，杜甫只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当中的一员而已，他在《兵车行》中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其关怀现实和同情民生疾苦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在《醉时歌》中写道：“清夜沉沉动春韵，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杜甫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日渐深刻，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又不得不多次直接向唐玄宗献赋，希望以文才受到重视而谋得一官半职，但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冬天，才获得一个看管兵甲器杖的卑微官职。而杜甫已经四十三岁了。但他还是接受了，就职前，他从长安到奉先去探望妻儿，这一路可以说在杜甫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沉重阴影。一路上，他见到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悲惨命运，这一切，和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返家后见到的是小儿子已被活活饿死的惨象。联想到自己十年来困居长安，上下求索的遭遇，怎不令诗人肝肠寸断？虽然他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年长叹，但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忧国忧民之情怀即使在他失意飘零的一己悲怆中也从未舍弃。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官”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还没过上安稳日子的杜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成了难民中的一员，他准备去投奔唐肃宗，但半路却被叛军抓获，在长安当了八个月的俘虏。这段日子是难熬的，身心受到严重打击的杜甫无法忘却的是国恨家愁，他的心里浮现出妻子儿女的面容，浮现出一家人往日相聚的画面。他独自坐在幽冷的房中，看四壁凄清，望着窗外那一轮明月，想到往日儿女的可爱，妻子的温柔，不禁泪流满面。“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亲人啊，你们在家里过得怎么样？你们也在望着这一轮明月吗？战争啊，你何时才会停止？祖国啊，你何时才会安定？愁啊，愁啊，杜甫的头发都愁白了。心力交瘁的诗人，脸上流着泪，心里滴着血，他的痛苦就是山河的痛苦，他的忧愁就是人民的忧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低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诗人的眼睛看到的是战乱带来的荒凉和破败，诗人的心中感受到的是国破家亡的忧愤和哀怨。“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诗人的心，已经是满目疮痍了。
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可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触犯了肃宗。九月，长安收复，杜甫一家又来到长安，于第二年因房琯之事而坐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杜甫又在洛阳去华州的路上，目睹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战乱的痛苦已经成了摆在他面前的赤裸裸的现实，于是，他满怀悲愤的写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于是，我们再一次见到了性情中人的杜甫，忧国忧民的杜甫。“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诗人伟大的心灵再次在现实面前落泪了。这年关中大旱，饥荒严重，杜甫放弃了在华州的职务，前往秦州，从此永远离开了长安。
到了秦州后，由于生活无着落，杜甫于乾元二年冬天翻山越岭到了秦州以南的同谷县，这是他行路最多、生活最艰苦的一年。生活的残酷几乎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中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但是，为了生存，杜甫又不得不继续南下，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开始了他晚年漂泊西南的客旅生涯。
他先到成都，靠严武等人的接济，在浣花溪边盖了草堂。不久兵乱，他又入梓州。严武再次担任剑南节度使后，将他从梓州接回，聘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但不到半年他就因性情刚直、不愿身为幕府而辞去了职务。此时的杜甫，饱受战乱之苦，对国破乱离的生活已经有着无比真切的体验。他的心已经成了一面时代的镜子，因感受的直接、思考的深入、观察的敏锐而洞见了社会的黑暗。但是残酷的现实又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纵然是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悲愤和感伤，他变革现实的理想却从未泯灭过――这就是杜甫的伟大之处，沉重的生存压力和悲惨的现实生活造就了他心灵的敏锐、博大和伟岸。他具有像屈原一样为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情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可以说，杜甫的愿望，乃是屈原精神的再度辉煌，而且是极度辉煌。王安石在《子美画像》诗中对杜甫的这种精神推崇倍至：“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在成都期间，杜甫虽然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但仍是多病多愁的。“花近高楼客伤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他常常漫步在江边，望着缤纷的落英和消逝的江水，肝肠寸断，心中涌起无限愁思。“肠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入芳洲。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漫兴》）生活已经平静了，但诗人的心又怎能平静？不久，严武病卒成都，杜甫失去依靠，遂带家眷乘船东下，于大历元年（766）到达夔州，住了两年。这两年，他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悲剧命运。在离乱中，在漂泊中，一生就将这样结束了，理想只是心灵中曾经的过客，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诗人自己已经老了，再也无力去完成什么宏图大志了。“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命运，你是多么无情啊！”杜甫恐怕只能这样仰天长叹了。大历三年，他出三峡到荆州，不意受到冷遇，遂漂流到岳州，他在《登岳阳楼》中说自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时的杜甫已是一身病痛，耳聋齿落，右臂偏瘫，还患有肺病和风湿病，自身已难保。他说自己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但是，孤独的杜甫却依旧在惦念着京师关山北面的边防吃紧，为国家的安危而流泪。他想到衡州投靠一位友人，可从岳州到达衡州时，友人已调任潭州；当他赶到潭州时，友人已死。天地之大，竟无诗人安身之地！杜甫彻底绝望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早已摧残了杜甫的身体，当他再由潭州返回岳州时，受尽了磨难的诗人，在漂流于湘江的船上去世了。
纵观杜甫的一生，其实就是悲剧的一生。他身上有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秉性。忠君、爱国、爱民是他自始至终都坚持的人生理想，但这样的人生理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击碎。这不是杜甫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古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共有的人生悲剧。封建统治的腐朽和残酷在杜甫的诗篇中变成了一个个清晰而惨烈的历史镜头。作为“诗圣”，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杜甫理想的被毁灭和生命的遭摧残，让我们记住的是他精神生命的高贵和伟岸，他的良知的真诚和勇气。他的良知的情怀及困惑，一次又一次的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杜甫是一个有才的人，你看他诗里所透出的灼灼才气，足以穿透古今，但他却未能“兼济天下”；杜甫又是一个有情的人，你读他的诗，会一遍遍地体味到他对人民命运的含泪悲情，但却又未能“独善其身”。他拥有“达”的本钱，却未能有“达”的境地，命运所给予他的只是无休止的穷困和悲苦。他是一个命运的失败者。一个人无才无德无情无义也便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德干成一分事情也便罢了，最可悲的是当他德才兼备且情义两全时，却仍时时刻刻被理想抛弃，被现实摧残，到最后所梦想的事一件也没有干成。杜甫的一生充满了悲情和眼泪。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透过他那被称为“诗史”的不朽篇章，我们仍旧可以感受到杜甫心底那股寒彻筋骨的苍凉。当他坐在湘江的船上，回忆起自己一生的曲折坎坷而老泪纵横之时，他一定在冷硬的寒风中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痛得他伤心，又让他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