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它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构成，通过语言，人际关系才得以全面的建立。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为心声”。古代贤哲正是通过“立言”来伸展自己的主张和情志的，孔子有《论语》，屈原有《离骚》，司马迁有《史记》，曹雪芹有《红楼梦》，亚里士多德有《诗学》，莎士比亚有悲剧和喜剧，马克思有《资本论》，爱因斯坦有相对论，这些历史巨人正是通过语言将他们的思想成果告诉了社会公众，反过来讲，正是他们的不朽著作，才使他们成为历史巨人。
美国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对语言的巨大作用作了热情的肯定：
运用语言可以表达出那些不可触摸的和无有形体的东西，亦即被我们称之为观念的东西；还可以表达出我们所知觉的世界中那些隐蔽的、被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正是凭借语言，我们才能够思维、记忆、想象，才能最终表达出由全部丰富的事实组成的整体；也正是有了语言，我们才能描绘事物，再现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各种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进行沉思、预言和推理（一种较长的符号变换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运用语言进行交流，这就是通过将那些可听的或可见的词排列成一种能成为大家理解的式样，通过这种式样人们就可以反映出自己各式各样的概念、知觉对象以及种种概念和知觉对象之间的联系。
人的内心活动是隐蔽的，无法直接洞察的，要想让别人得知，就只有通过语言。语言的作用不仅如此，人类的思想情感、意志愿望正是靠了语言才得以明晰化和系统化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打从语言产生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就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就社会个体而言，他的言论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的记录。我们无力一一列举古往今来的名人名言，这里只从《论语》一书中随手摘取只言片语，就是足以窥见孔子丰富而深广的灵魂世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过，则勿惮改。（《学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
短短的10个片断，当然无法概括孔子思想的全部，但他的情趣偏好、处世哲学、人格力量、人生理想、处世原则、社会主张则明确地表露出来了，两千年来，人们不断从这些言论中获得启迪和力量。
我们说言为心声，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有些时候，语言不是内心的直接表露，而是内心的曲折、隐晦甚至变形的外射。在这种情况下，要了解它的内容，就须下一番追本穷源的功夫。且看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重有感》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长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从字面上，我们很难把握诗歌的含义，经过一番探讨，我们才清理出其中的眉目：唐代中叶以后，朝廷宦官专权，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等密计起兵，欲除这一隐患，不料事泄，宦官将文宗劫持到后宫，然后屠杀群臣。李商隐出于正义感写了此诗，主张节度使们进军长安，清除宦官。开头两句写节度使执掌兵权，具有威势，理应替皇帝分忧；三、四两句对东汉凉州牧窦融、东晋人陶侃两位义士进行了歌颂，肯定了他们讨伐叛贼的正直之举；五、六句哀叹文宗皇帝为宦官所制的悲惨处境如同蚊龙失水一样，而节度使们竟无一个能像雄鹰一样驱逐麻雀一般的宦官；末两句慨叹国家局势的危机与黑暗，并希望反宦官的斗争取得胜利。诗中以“玉帐牙旗”指称节度使，以窦融、陶侃提醒节度使采取正义之举，以蛟龙喻皇帝，以鹰隼喻英雄，以“幽”指鬼神，以“显”指人。暗示手法贯穿全篇。
我们再看袁水柏的《马凡陀山歌》：
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
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
忽听脑袋打木棍，木棍打伤几十根。
抓住脑袋上法庭，气得木棍发了昏。
乍一看，全诗不但思路混乱，而且语言不通，毫无逻辑，简直像梦话，疯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诗中饱藏着作者的愤激之情：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爱国青年被斥为暴徒而送上法庭，以木棍殴打学生的刽子手们反倒成了秩序的维护者。既然现实无真理可言，正常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作者心中的愤懑之情，那么干脆把话反着说，明明是狗咬人，偏说“人咬狗”；明明是木棍打脑袋，偏说是“脑袋打木棍”。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反而比正面批判更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
以上两例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想用语言表露自己的心声时，由于种种原因而采取了隐晦的，甚至莫名其妙的语句。但这种情况与我们所说的“言为心声”并不矛盾，剥开被作者蒙上了装饰物的语言层面，我们仍能洞察语言背后的真正寓意，从而了解作者的心灵。
必须承认，言为心声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在特殊情况下，说话的内容与说话者的心灵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于是就有了“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口蜜腹剑”一类成语，可见古人早就注意到了现实中有些人言与心相矛盾的现象。《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描写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相持月余，粮食将尽，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情节：
仓官王 
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 
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 
入曰：“吾欲向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将养之，汝勿虑也。” 
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 
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用小斛分粮明明是曹操出的主意，而王 
早已料到士兵嗟怨的后果，曹操却以“吾自有策”答之，王 
被杀后，告示上的话全是假的，曹操这样做，不过是要加仓官以“盗窃官粮”的罪名，来隐瞒军粮将尽的事实，借以稳定军心，王 
便做了替罪羊。
这类例子还能举出许多。在对具体事例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言与心不统一的情况。
然则，这类例子并不能从总体上否定“言为心声”的命题。第一，曹操榜文上说的是假话，因为他明明知道王 
是无罪的；但从另一角度分析，也是“真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心里隐藏着的真正目的，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阴险的真心。第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道德败坏，心灵丑恶的人，说不出显示高尚心灵的豪言警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以我血荐轩辕”等光照人间的话语，只能出自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鲁迅这些人间精英之口，这些话语乃是他们高尚心灵的外现。第三，从量的角度来看，语言也显示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是大师们知识渊博的明证，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重复地申明：“言为心声”的命题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要想做到话语谈吐的文明，首先要具有一个文明的心灵世界。心灵美是语言美的内在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