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杂志的总编辑秦朔先生在他写的《大变局》里专门写了一章《企业家柳传志》，类比于美国《财富》杂志把亨利福特推举为“20世纪企业家”第一人，也把柳传志做为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企业家”第一人。秦朔用一种近乎礼赞的高调这样来看待他心目中的柳传志：
    他“创立了大型集团公司，而且善于经营”，公司“至今仍极具影响力”；
    他创立的公司基本上走过了改革开放20余年的里程，从而可以浓缩时代的特征；
    他是“建设者、创业者和冒险家”
    不论从短期看还是长期而言，他都是一个卓有成就之人，不仅是在公司业绩面前，还是在诚信、负责、尊重、回馈社会等商德人格方面；
    他的公司必定是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产业领域里取得成就的，而且这种产业具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他有着出色的经营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分享；
    他的身上带着时代的浓厚痕迹，他的思想和风格打着时代的强烈烙印；
    这是一颗在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恒久闪烁的星辰，在时代的天宇里，他不屈不挠的光亮不仅代表者先行的希望，而且照亮了后来的道路。…………
    这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屑和争议，特别是当今天联想处于低潮，在突围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的时候，不知道秦朔先生还是否愿意坚持他这样的结论？
    也许，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柳式管理原则最终不但会从中国企业界的视野里渐渐淡去，即使在联想，柳传志也最终会做为一个创始者而不是“教父”成为联想的历史，但是，我仍然想从两个角度来评说柳传志对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影响：
    他取得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功。从知识分子下海、面对转型时期政策的不完善、市场竞争的不规范、社会价值混乱折射到企业内部的人际之间的冲突，等等，他的管理风格中更多具有了时代的特征，也形成了今天形象化的柳传志――“牺牲一些个人的率性自由，多些忍受妥协，是为了和环境之间多些润滑，多乘顺风，使企业在已经够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之外不再另添麻烦。艰难困苦，磨练英雄，终于在玉汝于成的同时，也将一种面对外部环境的柔顺园融之道那华为一种再难消失的个性风格”（秦朔《大变局》）
    他取得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中国特色的成功。和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不同，知识分子的柳传志的管理思想中，更多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和谐、中庸的任世原则，借势、顺势的谋略智慧，也许这是联想选择爬“南坡”而不是“北坡”的最内在的根源；所以解读联想的成功与失误，柳式管理的优势与局限，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上，可以让我们理解、思考、分析：面对全球化的浪潮，那些溶入到我们血液里面的传统文化和东方智慧，在新的世界格局里面应该得到怎样的扬弃？
    2003年，我被几个的偶然事情牵引着走入了对中国式管理的思考之中，考取清华MBA在家等待的日子里，由于非典的肆虐只能呆在家里，倒是有时间去安静的读一些书，《基业长青》就是其中之一。阅读中发现从熟悉的太极图出发，全书的结构竟然是个完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完整阐释，于是受着一种朦胧的牵引写出了一篇《以东方智慧看基业长青》。以后开始有意识在阅读管理著作的时候和《老子》、《孙子》、《周易》等中国古代文化和谋略进行对比。进入清华大学之后，做为老师和朋友，经管学院的院长助理杨斌博士推荐我阅读他翻译的《沉静领导》。杨斌博士是国内研究领导学的专家，他说从《沉静领导》以及《从优秀到卓越》，显示出西方管理学开始融合东方文化思想的一种趋势，所以希望我也能从《沉静领导》开始，研究一下中国式管理的特色。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翻阅那些吃力的古籍，对比西方管理的鸿篇巨制，有时候真的有一种失望和心灰的感觉，对比于西方管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我们的文化智慧应用在管理上显得有点感性和晦涩。也看了象曾仕强教授等专家的论述，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做着这种探索和发掘工作，但是仍然感觉那种管理模式还体现不出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力量。所谓中国式的管理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如何体现它的独特的竞争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