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零售环节“加价”过大是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在流通领域的集中反映，它不是某一个因素、某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对蔬菜零售“加价”幅度过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遍布城乡的个体摊贩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当中以城市居民的吃菜问题最为明显。然而，近两年来，人们发现菜价愈来愈高，并且零售环节的加价幅度最大。例如，今年春节前后，山东省寿光市的黄瓜在当地的收购价格只有０.８～０.９元／斤，经过长途贩运，到达北京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一般为１.０～１.１元／斤，最多不过１.２元／斤，可是，这些黄瓜一旦进入各个零售摊贩，一下子就涨到１.８～２.２元／斤，个别高达２.５元／斤。零售环节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加价”，究竟有何原因？
　　蔬菜零售的“加价”问题首先要跳出就零售论零售的思路。因为零售价格事实上是生产和消费在零售市场上的一种反映。消费在一些大中城市这些年是稳步上升，而蔬菜的生产和供应则呈现不稳定趋势（季节性因素除外）。这主要表现在蔬菜的生产为一种分散、小批量和盲目性起着主导作用的生产。我国自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来，农副产品的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并且以自给自足为主体，这决定了我国蔬菜生产的商品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性地位。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商品性的蔬菜生产在种植面积上不稳定。因为分散的农户很难对市场信息做全面的、超前性的把握，并且以自给为主，市场交换为辅，这很容易造成蔬菜生产的“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不稳定状况，这是小农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现实反映。
　　其二，家庭种植缺乏规模，其生产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并且缺乏科学技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弱。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蔬菜生产受自然气候的影响较大。
　　其三，分散的农户种植蔬菜，存在着批量小、力量单薄，很难与中间商讨价还价（因为自己到菜市去卖又不划算）。于是，在蔬菜收购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压级压价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菜价很高，但菜农并没有赚多少钱的缘故之一。
　　蔬菜零售“加价”过高的第二个原因，与这些年大量农民进城经商并承担着“城民待遇”（仿用外贸中的“国民待遇”一词）有关。农民进城经商，吃住都是高价，比如，在北京租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月租金达２千元以上，一个菜贩在街上吃饭喝水最少也得１０元，至于孩子的入托、上学、医疗等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过高的“成本”按照俗话所说必然要“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反映到蔬菜的零售“加价”当中去。所以，零售环节的加价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出有因的。
　　第三，零售“加价”过高与逐年增加的各种滥收费有关。一个个体摊贩除正常的工商税收以外，往往还要承担各种不定期的、名目繁多的收费和摊派，如市场管理费、卫生费、建设费、检验费、摊位转让费等等，以及城市建设集资、教育集资等；长途贩运的蔬菜还要受到沿途关卡的各种收费和乱罚款的影响，这些无疑都会加大商品流通成本，提高蔬菜零售的市场价格。
　　第四，“掺杂使假”和运输手段落后造成蔬菜大量损耗也是零售环节“加价”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调查，北京大钟寺批发市场的蔬菜由于运输、保管手段的落后，平均损耗达１５～３５％，个别高达５０％，这些损耗不仅要分摊到零售成本当中去，而且还会造成城市环境的污染。
　　第五，个体摊贩“僧多粥少”和心理预期混乱也是造成“加价过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些年，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个体摊位的日交易量不是逐年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各个摊位要维持各种开支，必然要以“加价”的形式反映到零售物价当中去。同时，人们的心理预期这些年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价长期冻结，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因此，人们的心理预期相对稳定。现在，由于经济转轨变型，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市场秩序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加之各种腐败现象的蔓延，因此，人们在市场上的心理预期出现了混乱，如部分个体摊贩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等，这必然会人为抬高物价，造成零售物价的人为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