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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零售网络的日渐庞大和金融电子消费的日益普及，超时机制已不仅是为了界定交易的有效期而设立的了，而是变得愈来愈复杂，以适应日渐丰富的金融服务的需要。中国银行银联网络的超时机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银行超时机制的发展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一切讲求时效的金融零售网络系统均建有各式各样的超时机制，以界定交易的有效期。随着零售网络的日渐庞大和金融电子消费的日益普及，超时机制已不仅是为了界定交易的有效期而设立的了，而是变得愈来愈复杂，以适应日渐丰富的金融服务的需要。中国银行银联网络的超时机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初时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概念，超时机制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超时机制，逐渐发展为二元的、采用相对概念的超时机制，其构造思想也从中心集中管理、人工操作的单一模式逐步走向网络远程管理和负反馈自动平衡的多元化模式。笔者将阐述中国银行超时机制的发展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一、单一超时机制
在我国零售网络建设初期，零售网络的超时机制应该采用一个公共的、各方都必须遵守的时间参数，而该参数的取值或是由本地应用系统的管理者给出，供各辖下分支行使用，或是采用上级交换平台定义的超时时间。
很长时间以来，星形零售网络框架下的超时机制———笔者称之为单一超时机制，得到了普遍应用。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超时机制还有发展的潜力和可能。而金卡工程的提出和实施，则打破了零售网络传统的星形格局，也引起了人们对零售网络超时机制的关注。因为，单一超时机制对跨行交易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已变得不容忽视。所有被要求联入各省市金卡网络的成员银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与各上级交换平台联网时、因超时时间不一致而导致交易失败的问题？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经过多次实践，渐渐明确了对此问题的看法牶单一超时机制不合理。因为在与金卡网络联网的情形下，各上级交换平台“各自为政”，单一超时机制所谓的“各方均需遵守的时间参数”已成为不可能，支持单一超时机制成立的前提，已不复存在。
当然，理论上不成立的东西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不存在。下面将详细讨论如果在与多个上级交换平台联网的情况下仍旧应用单一超时机制，将会对零售网络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与多上级交换平台联网的情况下，若仍因循上述的单一超时机制，零售网络中那些处理时间介于各交换平台超时时间之间的交易（边界交易）将面临失效的危险。
如图1所示，ATMP系统2原为该银行内部星形零售网络的成员，采用单一超时机制。为完全接收上级交换平台2的零售交易，以及考虑到系统处理和网络延迟的影响，该系统的超时时间设为55秒。但在ATMP系统2加入当地新兴的金卡网络之后，因金卡网络交换平台（上级交换平台1）和原有零售网络交换平台（上级交换平台2）的超时时间不同，故而其超时时间的设置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怎样设置都不合适。
首先，必须考察本地应用系统（或交换平台）作为帐户方、上级交换平台作为代理方的情况。出于零售网络的协同运作考虑，本地应用系统应满足上级交换平台的超时需要，即本地的所有交易应答都应在上级交换平台超时之前送达。因此，本地应用系统的超时时间一定要小于各上级交换平台的超时时间。
当本地应用系统作为代理方、上级交换平台作为帐户方时，各超时时间相互间的关系又有所不同：上级交换平台收到本地上送的交易后开始进行超时计时，而此时本地的应用系统已计时在先。因此，考虑到网络延迟和系统处理所消耗的时间，本地应用系统的超时时间理应大于各上级交换平台的超时时间，交易上才能正常完成。
综上所述，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不能同时成立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依旧采用单一超时机制，必将引发大量的诸如撤销授权、冲正等交易，严重影响零售网络的交易成功率。或许，有些人希望能够精确选取超时时间以减少、甚至避免问题的发生。事实上，在单一超时机制下，无论怎样精确选取超时时间，上述问题始终存在。因为，此时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超时时间大小的设置，而是在于单一超时机制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矛盾，故而不再是合理的了。因此必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代理方超时机制
相信在为“多上级交换平台”的零售网络的超时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时，大家很自然地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要是在面对不同的交换平台做交易时，我们能采用不同的超时时间就好了。沿着这一初始想法发展下去，我们提出并建立了代理方超时机制，以更精确的零售网络超时描述方式取代单一超时机制。
代理方超时机制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在零售交易处理过程中，作为客户与零售网络的接口，交易代理方担负着接受并最终实现其所承诺的金融服务的重任，因而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在超时机制数学模型的建立中，代理方超时机制的构筑思想认为：应当着重考虑并充分体现交易代理方在交易处理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与单一超时机制相比，代理方超时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首次从“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的角度出发，顾及了零售网络各服务网点（如POS、ATM）的实际需要，使得分布于特定服务地域（诸如酒店）、以及某些针对特定服务对象的服务网点的合理需求得到了充分考虑。
与上述设计思想相统一，代理方超时机制有其不同于单一超时机制的行为准则，即在交易代理方所容许的时限内，尽量满足零售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采用代理方超时机制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多上级交换平台”的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如图2所示，交换平台B是采用了代理方超时机制的交换平台，它定义了与其联网的各联网对象的超时时间，甚至包括对上级交换平台牨和上级交换平台牪的定义。这种超时机制的一个好处是各ATMP应用系统（2、3、4）不再依赖于各上级交换平台的超时时间，而是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给出适合自身的超时时间。其与各上级交换平台超时时间的差异则由中介———交换平台B来消弭。
应当着重指出，代理方超时机制之所以能够较理想地解决上述问题，正是因为它首次考虑到各联网成员行的实际业务需要，这对超时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个能够周密兼顾各方需要的超时机制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从而更好地挖掘零售网络的潜力。
三、相对的二元超时机制
1. 二元超时机制的建立
回顾一下近年来银行零售网络的发展，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趋势：最初，零售网络从无到有的时候，各银行以扩大网络规模为中心任务；而当各银行零售网络框架已基本形成时，则转而以丰富服务内容为主，充实各自的零售网络；待到一般的金融零售服务再也不是某家银行特有的专利的时候，各家银行又致力于提高零售网络服务质量，以更高的交易成功率求得在市场上占取更大的份额；但当各家银行的服务质量再难分得彼此的时候，零售网络的交易回馈速率上升成为关键因素，因此，一时间，“实时”、“快捷”成了银行零售业务广告上最诱人的字眼。
作为保证交易回馈速率的重要内容之一，超时机制建立的恰当与否对于非正常交易的回馈速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应当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代理方超时机制，以便更清晰地了解它对交易回馈速率的贡献。
有时候，代理方超时机制对交易的处理方式就好比货栈面对已付款、正等待提货的顾客，我们只能满面微笑地抚慰顾客说：您的货物正在后台办理中，请您等等、再等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却不禁暗自担忧，后台的货物怎么还没有准备好啊？甚至渐渐地生出一种担心交不出货的恐慌。
之所以做这样比喻是因为：在代理方超时机制下，当零售交易请求提交后，帐户方在做些什么事情，客户一无所知。时常，客户只能凭经验对那些遥遥无期的交易应答作种种猜测：也许，帐户方的应用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因为网络过于繁忙吧———总之，客户是无法收到它的应答了，无论交易超时与否。此时，客户还有必要继续等待下去吗？相信您的答案和笔者一样———当然不。但是，客户怎样才能知道帐户方已经无法按时给出交易应答了呢？当然的方法是设立能够描述衡量限定时间内帐户方处理能力的参数。其中，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在交易中引入帐户方处理限时参数，限定帐户方对交易的处理时间。一旦超过此时间间隔，本地交换平台便不再等待，转而进行代授权等超时服务。若把上面的比喻继续下去，则是：对后台工人提货的时间做一限时，一旦等待的时间超过了这一间隔，便不再理睬那些慢腾腾的提货工人，而是从旁边拿取备用的货物交给顾客，免得顾客等待过久———这种机制就是二元超时机制。
二元超时机制赋予零售网络的每个联网成员行以两个超时时间即代理方超时时间和帐户方超时时间。两个超时时间的采用则视其在具体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交换平台处理交易时，分别取得代理方的代理方超时时间和帐户方的帐户方超时时间进行大小比较，其小者作为该交易的真正有效时间。
正如在构想中所希望的，二元超时机制从根本上提高了交易的回馈速率。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也许会更清晰一些。中国银行银联网络信用卡授权网络结构如图3。其中，银联网络交换平台SCAN采用了二元超时机制，其它系统（或交换平台）均为单一超时机制。SCAN辖下的各信用卡系统（图中信用卡系统1、2、3）出于支持外卡授权交易的考虑，其超时时间应大于Credit cardpool系统的超时时间，均为35秒。中国银行总行外卡授权网络交换平台Credit cardpool的超时时间为30秒，处理全国长城卡授权交易的NAS系统的超时时间则为17秒。这种情况下，当SCAN辖下的信用卡系统上送一笔外省长城卡的授权请求交易时，如果NAS系统出现异常没有及时给出授权应答，SCAN可在17秒后做该卡的代授权给辖下分行，而不是代理方超时机制下的“在30秒之后方可做出代授权”。
一般情况下,在中国银行银联网络作长城卡授权交易的代理方时,有将近１/４的外省长城卡授权交易无法及时收到ＮＡＳ的应答,但在银联网络交换平台ＳＣＡＮ的二元超时机制和超时服务(超时代授权)的协同作用下,恰恰是这些原本应被拒绝的授权交易得到了回馈速率提高近一倍的授权许可。二元超时机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但以其自身的机制为零售网络提供了快速回馈能力,而且还可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代理方超时机制———方法很简单,只需将各联网成员行的帐户方超时时间置为极大值即可。同样将各联网成员行的代理方超时时间置为极大值,则可将二元超时机制转化为“帐户方超时机制”,只是这种超时机制较少被采用而已. 2 相对概念的引入
迄今为止,超时机制的数学模型均未认真地考虑网络传送和系统处理对交易的延时影响，而这在当前的零售网络环境下越来越不容被人忽略，有时甚至成为零售交易的主要耗时因素。为了修正，笔者借鉴狭义相对论的思想，在二元超时机制中引入“相对超时时间”的概念。
相对超时时间阐述了这样一种理念：任何对某一零售应用系统超时时间的描述都不是处处行之有效的，它的意义仅限于观察者描述该应用系统所处的位置本身。也就是说，在零售网络中的不同地点，对同一联网成员行应用系统的超时时间的测量是不一样的———虽然该应用系统的操作人员声称其超时时间为30秒，但这一数字对于处在其它位置的系统并不代表什么意义，因为它是“当地”的应用系统操作人员根据“当地”的系统功能和行为测量出来的。笔者感兴趣的是：从我所处的位置、或者说从我所处的零售网络节点来看，“那一个”应用系统的超时时间应是多少。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一个零售网络拥有50个成员行，那么，对其中某个特定成员行应用系统的超时时间的描述就会有50个牞其中还应包括该应用系统本身对自己的描述。请注意笔者的措辞：我们仅仅是说“描述”，而非“定义”。事实上，除了零售网络交换平台需要理解并定义各联网成员行在超时时间上有些什么需要之外，其余各成员行只需定义和交换平台的超时时间即可同以前一样简便。由此，二元超时机制演变成为“相对的二元超时机制”。
3超时时间参数的设置
相对超时时间的引入，虽然从概念上阐明了超时时间变化的趋势，但还是没有给出一种精确定义超时时间的规则或方法。虽然它将网络延迟和系统处理的时间考虑在内，但迄今为止，对于如何量化这一延迟时间仍未给出详细的说明。毕竟，对于一笔特定的零售交易，有太多的因素会对网络延迟和系统处理产生影响，几乎使之变得不可捉摸。因此，应该从其它的角度重新考虑对延迟时间的计量牞既然能够从电动力学中引入相对的概念，那么不妨看看是否还能找到其它的物理学或数学方法，以计量相对超时时间。事实上，满意的方法就是对大量联机交易的处理时间进行统计和概率处理。
可以这样阐述笔者的观点：在大型的零售网络中，单纯强调或研究一笔或数笔交易的处理时间对于超时时间参数的得出是没有什么意义。一般情况下，超时时间将对所有交易产生制约，因而超时时间的设置必需满足、适应多数交易的快速回馈处理。
相对超时时间的具体计算方法：零售网络交换平台对某类交易（例如授权交易）送往帐户方的时刻进行计时，并记录在正常情况下该交易的响应延迟时间。这里所说的正常情况是指：双方通讯正常，双方系统正常，并且帐户方有正常的应答交易。然后，根据大批量同类交易的延迟时间做“交易笔数———延迟时间”图。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得到一个类似钟型曲线的分布图形，然后取一个能够保证这批正常交易达到99.7％不超时的时刻，那就是发卡方超时时间。同样地，也可以在接受代理方交易时进行计时，以交换平台将应答交易送回给代理方的时刻与当初计时的差值做为该代理方的响应延迟时间，这样就可以得到代理方超时时间。
或许有人会认为，相对超时时间的计算太复杂了，需要那么多的测试交易才能做到。对此，笔者建议如下的作法：系统管理人员根据经验给出初始的超时时间参数。系统每日进行批量加工时，按照上述算法得出当日的最佳超时时间参数，月底则给出当月超时时间参数列表和加权平均值，供决策者抉择。 四、回顾与展望
认真回顾一下零售网络的各种超时机制对各联网成员银行所带来的限制是很有意思的。单一超时机制要求各联网对象严格按照上级交换平台规定的方式和时间，建立其超时机制；代理方超时机制则宽松很多，仅要求各联网对象遵循交换平台规定的超时方式（代理方超时）即可，而超时时间可自定义；但在采用了相对的二元超时机制后，再也看不到交换平台对联网对象的超时约束了，无论是超时方式还是超时时间。相对的二元超时机制已经是一种真正适用于异构网络互联的超时机制。因此,超时机制的发展是在极力加强提高零售网络的超时处理能力和回馈速率的同时，不断地弱化对联网对象的要求。
展望不久的将来，笔者这样描述中国银行银联网络下一代的超时机制：超时时间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随着零售网络的整体改善而不断变化，以更好地调节和适应整个零售网络的发展。出于简便系统管理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这一几率的、复杂的变化能够让交换平台自动进行。其基本构想是：在主基调的超时时间变化基础上叠加来自“超时时间统计”的负反馈的细微调整牷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前面所叙述的对各联网对象的超时时间设置可能将变得笼统而模糊，如果能对同一联网对象的不同交易类别能够设置不同的超时参数，从而更精确地描述和演绎一个更真实的零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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