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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把握其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投入量的变动顺序是极其重要的。珠江三角洲在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历程之后，在今后经济发展中，随着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减弱，新生长出来的相对优势能否重建８０年代的市场竞争力？本文着重分析了珠江三角洲的现状以及如何重建竞争优势的途径。
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把握其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投入量的变动顺序是极其重要的。８０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竞争优势基本上是以国家优惠政策投入、特殊的地理位置、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优势与香港等地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从而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１７．５％速度持续增长１２年以上的世界记录。在今后经济发展中，随着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减弱，新生长出来的相对优势能否重建８０年代的市场竞争力？如果不能，那么，需要增加哪些要素呢？这是需要作出回答的。
一、原有竞争优势的减弱
经过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曾经支撑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逐步减弱。这表现在五个方面：１．决定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工资水平明显提高。１９８０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工资水平之比是１∶０．２２，到１９９３年，两者之比为１∶０．３５，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中用于发工资的份额从五分之一多增加到三分之一以上。２．随着周边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和职工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流入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劳动力增长率有所回落，同时，外来劳动力的回流明显增加了。１９９４年以来，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的劳动局已经在周边地区招收不到计划要求的劳动力数量了，主要原因是这些周边地区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动机减弱了。３．８０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具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优惠政策主要有两条：一是“财政包干”制。这已被９０年代初期普遍推行的分税制所替代。二是类似项目审批权的下放和扩大，外资企业所得税减免等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早已为全国各地所共享。４．香港劳动密集产业外移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大大减少了。整个８０年代，香港大约８０％的劳动密集产业已经转移到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内地。９０年代，一方面来自香港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的能量日益枯竭；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需要建立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产业，香港由于其自身在这种方面的薄弱性也无法大量提供珠江三角洲所需要的技术资源。５．整个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内地工业供给能力增强使珠江三角洲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份额下降。１９９３年广东省调出省外的总量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据一些学者测算，若扣除当年物价上涨因素，１９９３年调出省外产品实际下降了１７．２６％。虽然１９９３年广东的省际贸易仍是顺差，但是这种顺差余额已经大大减少了。由于广东产品中７０％以上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广东省际贸易变动直接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优势下跌。
二、新优势的生长
伴随着原有竞争优势的减弱，一些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有利因素也在生长出来。这有四个方面：１．整个社会的资本供给能力已有明显增长。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期间，这个地区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１２９元增加到７０５０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相比，从１∶１．２６上升到１∶１．５１。也就是说，如果全部用本地居民储蓄存款来支撑本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１９９３年可投资的规模要比１９８０年扩大四分之一左右。２．进入９０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跨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投资推动”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明显增长是这一阶段的基本标志。８０年代，这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３０．２％，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１４．６％，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系数为２．１。到９０年代上半期，这个投资产出系数基本没有变，即为２．２，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则变为６０．８％，从而这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２７．５％。作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这个“投资推动”阶段是外资大量流入与本地储蓄能力大幅度增长的必然结果。３．珠江三角洲已经在轻工纺织、食品饮料、电子、电器机械和建筑材料等产业形成了一批拳头产品。“远看象洋货，近看是广货”的广东产品在国内轻工业市场上已经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这对于那些产业结构没有调整过来的重化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４．较大的开放环境与优惠政策相结合加速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抢占了经济体制的先发性优势。珠江三角洲体制活力是由两种动力推动的，一是广东在各级政府之间推行中央给予的“财政包干”体制，重新调整了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扩大开放，引入“外来经济”的管理秩序与规则，“外来经济”的引入既加剧了其与传统经济运行的冲突，从而产生了非解决这些冲突不可的压力，也提供了新经济秩序的行为规范，从而降低了各级政府设计和组织新的经济秩序与规则的费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结合使珠江三角洲经济体制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明显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三、新生长的优势不能补偿已减弱的原有优势
原有竞争优势的减弱表明，珠江三角洲靠大量的低成本资源支撑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需要把增长方式转移到以提高资源动员能力、挖掘资源潜力和提高现有资源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发展道路上来。然而，现阶段新生长出来的相对优势还不足以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有两个因素的供给是不充分的。即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积累与有效运作的体制活力。而这两个因素又是集约型经济方式所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１．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短缺与影响目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珠江三角洲增长方式变化最需要的、也是最短缺的生产要素。以广东省为例，１９９４年，广东省每万就业人数中大专以上的劳动力只占１．６１％，在全国排第十五位。这与ＧＤＰ名列前茅的全国排位明显不相称。全国每十万农业劳动力中平均有科技人员１３．１人，而广东只有９．４人。广东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费用投入仅占４１ＧＤＰ的０．５％左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高素质人力资源不足，珠江三角洲未来经济的发展将受到明显的制约。首先，经济增长率会受到影响。在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和人员素质积累下，无论选择哪一种产业作为珠江三角洲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都不能在短期内形成竞争优势。比如，未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将转向以资金技术密集为主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由于它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不足决定了这种发展道路的高成本特点。如果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方向不是放弃“轻型化”的产业优势，而是在此基础上走高技术加工、高附加值的专业化道路，那么，技术能力的供给不足也将影响这种选择的顺利实现。如果珠江三角洲选择以区位优势为基础和以强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服务功能为主要竞争力的第三产业发展来替代现有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发展，那么，这种类似香港、新加坡８０年代中后期所走的路子可能会遇到来自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相对于珠江三角洲第三产业供给能力而言的需求规模不足问题。由于它的经济规模比香港、新加坡大得多，那么，服务业供给能力可能会出现大量闲置。二是现阶段劳动力素质还不能支撑起高质量服务体系。其次，资源凝聚力受到影响。一个地区的“龙头”作用集中体现在其对资源的凝聚与扩散能量上。目前的珠江三角洲正在进入深加工的工作化阶段，对资源的凝聚能力本应大于其扩散能力。其凝聚资源的能量越大，越有利于其经济的加速发展。然而，由于技术能力和劳动力素质开发不足，致使现有产业在适应多样化市场需求方面缺乏竞争力，由此影响投资盈利率。由于投资盈利率下降，不仅外部资源不愿意流入，而且本地大量的资源也会外流。其结果，珠江三角洲经济在实现高增值的工业化之前就会转入衰退时期。目前，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外部资金流入增长相对下降而本地资金流出增加已经显现出这样一种投资机会不足的迹象。 ２．体制改革的不充分性和发展要求相对而言，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先走了一步的。正是这种有效的市场机制使珠江三角洲成为８０年代以来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然而，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来看，现有的市场运作需要得到充分的发育。一方面市场运作机制没有普遍地引入到资产存量领域。目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因其设备陈旧而出现闲置。在缺乏技术更新资金的有效投入下，这些闲置设备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使其实际价值在不断减少。如果允许国有资产存量在市场上流动，不仅有利于这些闲置的资产存量转化为现实的财力，并集中在政府手中，使其有能力进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偿还银行债务、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开支等，也有利于资源流向高效益的部门，提高资产存量的运营效率，从而扭转每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份额远远大于其产出份额的低效益状况。然而，这种做法只是在顺德市进行了尝试，而其它市县在以资产存量为主的股份制改革方面尚未全面展开。此外，在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中大量存在着政企不分、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提取企业的剩余、实际的集体资产无人负责和集体成员对其“人人有份”的财产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现象。显然，这种产权结构难以动员沉淀在居民手中的大量闲散资金对这些集体经济进行再投入。其结果，一些乡镇企业的规模难以扩大，经济活力递增，而大量的闲散资金流入到一些投机性强的部门和非生产领域中去。另一方面抢占９０年代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要求珠江三角洲在培育市场机制上再先走一步。如果说，８０年代的优惠政策是以具有开放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成本较低的资源优势的地区为主要配置对象，那么，９０年代的优惠政策就主要转移到有技术实力和高素质资源的地区上来。以上海为后盾的浦东地区开发就属于后一种类型。高起点和特别优惠政策构成了上海浦东地区的两大优势，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整个上海占工业总产值近７０％的国有企业仍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这可能会影响其对优惠政策的充分利用。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的珠江三角洲基本上不受此困扰。如果今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吸收各地资源方面可能会与上海浦东地区形成一定程度竞争的话，那么，只要珠江三角洲能够扬长避短，在现有的体制优势基础上再深化一步，抓住上海调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时机，仍可以把大量的国内外市场上的游资和高素质劳动力吸引进来。在未来的发展中，谁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谁的发展就更快。
总之，由于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源投入和适应新增长方式需要的体制环境，珠江三角洲在新旧经济优势的转换中，其经济竞争力会受到影响。要减少这种影响，只有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增强体制活力方面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这是未来珠江三角洲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支撑点。
四、进一步创造竞争新优势
由于高素质人力资源与有效运作的市场体制是决定珠江三角洲今后经济发展成败的两个基本要素，今后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竞争战略应围绕着增强体制活力与增加高素质人力资源投入而展开。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地把市场机制全面地引入资产存量的领域。同时，要采取符合国际标准的地区性政策以为各种资本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当前，增加公有资产存量的流动和重组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具体做法是在经过有效的市场评估以后，把一部分公有资产产权有偿地转让给职工个人、社会居民、金融机构和外商，构建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资产产权结构。通过公有资产与非公有资产的优化组合，促成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存量资本融合与业务交叉，进而重塑公有企业的动力机制。此外，为营造有活力的体制环境，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要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对私人经济成分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使非国有的各种经济成分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其次，要构建珠江三角洲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引进和开发机制。大力引进人力资源是珠江三角洲弥补自身高素质资源短缺的捷径。当前，引进的重点应放在具有适用性的技术创新与有经验有管理操作能力的人才上。一是这类人才相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比较容易找到；二是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创新对其竞争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但它往往是并不涉及科学上具有突破性的一般性技术。要建立人力资源引进机制，珠江三角洲需要进一步创造三个条件，一是制定国际通行的择业自由、迁徙自由、出入国境自由等政策以适应人才流动性强的需要；二是发挥高工资的优势，继续以高薪招聘方式营造“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入环境；三是尽力创造施展才能的工作机会来满足人才“干一番事业”的成就感需要。比如，打破人才使用的所有制界限、地域界限、身分界限和户籍界限，使各类人才资源在公平、公正、公开条件下竞争一些乡镇政府和大企业的主要岗位。把地方财政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总产值比重提高到２％以上，其中企业投资占５０％以上，给技术人员提供更广泛的用武之地等等。此外，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提高人力资源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并形成政府投资为主，社会、集体、个人共同参与投资的新体制，促进教育这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按照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要求向各类人力资源提供转岗培训和技能训练，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并为再就业创造条件。
广东社会科学 王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