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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基础，无不要求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领导道德为其服务；在阶级社会，道德具有阶级性，由于阶级、阶层利益的不同，必然出现官德与民德的差异和矛盾；各朝各代，尽管道德规范不断变化，但变化中也有不变的东西———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对领导道德的制约以及其他同一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东西，这就是道德规律所揭示的内在根据
领导道德问题或官德问题，是古今中外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百姓咒骂最多的问题之一，因而也是领导科学研究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官德问题的混乱与澄清、官德与民德的差异、从道德规律角度看领导道德三个侧面，谈一些浅陋之见。
一、 官德问题的混乱与澄清
对官德理解的混乱，犹如对政治理解的混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却可以廓清这混乱的现象。必须澄清的第一种观点：当官的没有道德。
鲁迅提出的“文人相轻”的命题，是针对文人之间的现象而言的。而就人类社会来说，更为普遍的是官儒相轻（尽管文人中有“学而优则仕”者，但却寥若晨星）。当官的瞧不起文人，认为文人是“腐儒”；文人瞧不起当官的，认为当官的都是坏了良心的，或者说“只有坏了良心的人才能当官”。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在民间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样的观点，集中反映在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学》中。作者认为，曹操心最黑，刘备脸皮最厚，孙权虽黑不如操，厚不如备，但兼而有之，也算是一个英雄；曹操、刘备、孙权死后，司马氏父子集厚黑学之大成，终于一统天下；“孔子学说，提倡道德”，而在“黑如曹操，厚如刘备之流”面前，即使“孔孟复生，亦必失败”。可见，文人观点与官人观点是如此的水火不容。
必须澄清的第二种观点：当官的如果讲道德则必然败亡。
马基雅维里，是１６世纪意大利不怎么起眼的一个官吏。他由于写了一本《君王论》小册子而名声大噪。尽管人们把马基雅维里主义作为在政治斗争中露骨地运用手腕和欺诈的代名词，但他却被称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他在《君王论》里说：“人人知道，为君者能言而有信，其行为能完美正直，不事机巧，不耍手段，那是多么的值得称颂。”但是，他列举了一些干大事、成大业的君王如何“以手腕乱人心智，且终于征服了那些信守诺言的君王们”的事例说明，“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君王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因此，他认为君王应该“效法狐狸与狮子。……一个聪明的君王，遇到如果守信就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
大概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说得太赤裸，从而引起了很多非议，所以人们在探讨官德时，有的有意回避，有的言不及义，有的隔靴搔痒，有的干脆主张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冯契的《论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品质》一文认为：“对道德的批判和继承问题争论了很久，可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解决。在我看来，主要问题在于把道德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忽视了道德的特殊性。”道德与政治能割裂开来吗？恐怕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那么，当官的到底有没有道德呢？有道德的当官者是否必然败亡呢？如何看待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呢？这些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道德，同政治、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并要求各级官吏以身作则，带领百姓贯彻实施。各个官吏的道德品质有好有坏，各个时期的道德水平有高有低，这是事实；但绝对不能说当官的统统都没有道德，这是没有根据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是讲道德者必然败亡，而恰恰相反，是不讲道德者必然败亡。那些道德败坏者，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可以得势于一时，但终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中就包涵着讲道德，因为道德与政治是互相联系并互相渗透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道德是政治的道德，而政治则是道德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位集道德与权力于一身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他们被儒家称之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理想的君主。孔子把“仁”作为他最高的道德标准，强调“仁者爱人”，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最高的道德追求。孟子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念进一步引入政治领域，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并认为君主应该成为百姓的道德上的楷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尽管现代的道德、政治同古代的大不相同，但道德与政治的必然联系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因如此，在伦理学中有“政治道德”的概念。政治道德是调节人们的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它通常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从政者规定的明与昏、忠与奸、功与过、仁爱与暴虐、清贫与贪婪、正义与邪恶等政治道德准则和要求；二是对一般政治参与者规定的善与恶、是与非、荣与辱、权利与义务等政治道德准则和要求。由此可见，把道德与政治割裂开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把宋襄公的仁义道德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战场上，在敌人尚未放下武器的时候，对敌军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军队的残忍，对敌军行善，就是对自己军队作恶。在战场上如此，在和平年代也如此。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针对西方敌对势力要“与中共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共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的阴险战略，尖锐地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行，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是要受到斥责的，用这类事例来证明讲道德的领导者必然败亡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 官德与民德的差异
对官德问题的不同看法，还表现在官德与民德的差异上。这是由于阶级、阶层利益的不同以及社会分工的不同而产生的必然现象。观察这些差异，可以从民间的骂声中略窥一二。鲁迅把“他妈的”称作“国骂”，因为它出现的频率最高。我发现，骂领导的频率也很高，也应该算是“国骂”的一种。那些贪官污吏，缺德、无德，挨骂完全应该！而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领导者，包括伟大领袖，也挨骂，这就必须认真分析了。这里从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三个方面，选几个古代典型事例进行分析，以期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
（一） 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差异
领导者的职业，在社会分工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领导者的首要职责是决策。领导者的本质，在阶级社会里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从伦理学来说，领导者做决策、办事情，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当官者最根本的道德规范。统治阶级总是希望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规范对官民具有同样的约束力，但事实总是不一样的，总是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异或矛盾，甚至会发生对抗性的矛盾。且以改革的决策为例。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３６１年，秦孝公上台的时候，秦国还是一个地处西陲的落后国家，被其他六国视为“夷狄”，连中原各诸侯国的盟会都不让其参加。秦孝公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认为是奇耻大辱，决心奋发图强，振兴秦国。于是重用商鞅，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功莫大焉！按照伦理学的说法，是大德、大善。然而，由于触及旧贵族的利益，而被他们视为“大恶”。不仅在变法过程中遭到旧贵族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而且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商鞅又被五马分尸，车裂而死。同一件事，在多数人眼里，是大善，而在少数旧贵族眼里，却是大恶，实乃天壤之别。岂只商鞅变法如此，在赵武灵王的改革中，在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在宋朝王安石变法中，在清朝的戊戌变法中，都遇到了重重阻力，改革有功者也往往遭到残酷迫害。
（二） 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差异
在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主要有父子、夫妇、长幼三项道德要求。最基本的伦理规范是“孝慈”，做父母的对子女要慈，要抚养，要教育；做子女的对父母要孝，要赡养，要尊敬。还有一个规范是“悌”，即敬爱哥哥。但在古代官场中，父子、母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屡见不鲜。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先以李世民为例。李世民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李建成、李元吉的几个儿子也都被李世民杀了。像这样血淋淋的兄弟关系，普通老百姓是嗤之以鼻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历史就必然要改写。应该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大德，兄弟相残是小德。
据《俄罗斯近代史》记载，俄国的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为了改变落后面貌，锐意改革。但在改革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贵族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其代表人物都聚集在皇太子周围，形成同改革唱对台戏的“太子帮”，有组织有纲领地对改革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后来，皇太子叛逃奥国，妄图借奥国军事力量夺取国家政权，颠覆改革事业。是要儿子，还是要改革？彼得一世选择了后者。１７１８年，彼得派人将皇太子引渡回国，交法庭审判，最后将其处死，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那么，当权者是怎样看待这种行为呢？请看魏孝文帝杀死儿子后的见解。魏孝文帝在执著地进行改革的时候，遭到太子的反对和破坏，他先将其囚禁起来，继而派人用毒酒将其毒死。他说这是“为了国家”而“大义灭亲”。这正是官德与民德差异的一个原因。
（三） 在社会公德方面的差异
社会公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公德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广义的社会公德，则是指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由统治阶级支持的基本道德规范。这里论述的是广义的社会公德。
《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受到人们普遍推崇，因为它符合古代的义利观。这个“义”，是指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这个利，是指局部的、眼前的、小团体的、个人的利益。恰恰正是在义利观上，刘备犯了趋利忘义的大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构想，蜀、吴必须携起手来，结成联盟，才能打败势力最强的曹魏，进而入主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蜀、吴联盟是关键。而关羽在被东吴杀了之后，刘备却被“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迷住了眼睛，要为关羽报仇，结果被东吴打得落花流水，从而使蜀国大伤元气。这是蜀国最后灭亡的主要因素。倘若刘备牢记入主中原的大目标，能以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为重，肯定会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避免这种盲目蛮干行动的。因此可以说，蜀国之亡，就亡在“三结义”上。在现实生活中，常听有人这样说：看人家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真够义气；看甲某，他在被整的时候，乙某、丙某千方百计地保他，又为他恢复职务立了汗马功劳。以后呢，乙某、丙某犯了错误，甲某不但不保他们，反而一脚把他们踢开，真不够意思！这说明，凡涉及到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事情，人们的认识总是有差异、有矛盾的。 以上说明，官德与民德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当官者的一些真善美行为，百姓认为是假恶丑；当官的一些“必然代价”之类的行为，百姓认为是大逆不道。古代如此，当今亦然。为什么如此大相径庭？⑴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⑵自从有了阶级，道德就一分为二：官方道德与民间道德。官方道德即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占统治地位的必然是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则必须是服从于或受制于前者的。⑶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或社会共同体）之分，他们的利益要求不同，反映在道德上必然是有差异、有矛盾、有斗争的。统治阶级的当权者特别是最高当权者，总是首先考察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并按照有利于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的道德规范行事。这样，宁失小德而保全大德，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否则，他们的败亡则是必然无疑的。⑷在阶级社会，两个政治势力对立，两军对立，两个竞争对手对立，一方总是要赢另一方或吃掉另一方，在谁也赢不了谁或吃掉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对峙、妥协、双赢的局面。在斗争中，领导者必然要采用各种谋略、韬略或方略。这在军事上叫“兵法”，而“兵法者诡道也”。商场如战场，也是如此。平民百姓面对这种情况，或者受佛家“不杀生”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或者受其他道德观念的影响，不认为是善，反认为是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这样的所谓“恶”，正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善恶问题研究的比较，又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⑩总之，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上述现象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西方伦理学，都回避道德的阶级性，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它们的阶级烙印。在国内，这些年也有一些人不主张对道德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其实，不如此恰恰不能入木三分地说明问题。 三、 从道德规律角度看领导道德
在我们研究了领导道德的社会制约性和阶级制约性以后，进一步研究道德规律，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领导道德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研究道德规律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规律的研究上也有不少成果，撇开道德规律，我们看到的是：学派林立，各持己见，相互攻击，水火不容。从道德规律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各种对立的观点中，却有许多是同一的、内在的、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不是研究一个个客观的、科学的道德规律，而只是论述道德规律同其他学科的规律相比较而显示出的几个特点，以及领导者和群众如何根据道德规律的特点确定自己的行为和正确进行评价。
（一） 道德规律及其特点
人们对道德规律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⑴对宗教道德的研究。在当今世界存在的影响较大的１１种宗教经典中，道德规范的内容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它们的基本道德规范实质上是相同的，这就表明道德规范不是纯粹的人为的约定，而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即道德规律。⑵社会生物学的道德观。奥地利著名的动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罗·洛伦兹在《攻击与人性》一书中，通过动物行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道德法则是由自然进化而产生的”。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等著作中，论述了基因伦理学，认为人类群体的利他主义行为，是从灵长类动物遗传储授而来的。他们是把道德规律同进化规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⑶人类文化学对道德的研究。认为道德规范往往以禁忌的形式搀和在文化之中，是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而成为规律性的东西。⑷系统论的道德观。哈根的协同学认为，每个社会系统都有一种道德序参量，控制并调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道德序参量被视为道德规律。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道德规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一经产生和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受经济基础制约，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仅受政治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反影响于政治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是道德变化中的不变的、同一的、稳定的东西，这就构成了道德发展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道德，但由于各个阶级、国家、民族往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背景，因而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道德规范中有同一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以道德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规律。
同其他学科的规律相比，道德规律的特点主要有三：⑴道德规律是理想化的规律。它表明了在理想的社会系统内个体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一方面，一个有理智的人采取不道德的做法，会感到心虚，这表明道德规律无形地发挥制约作用；不道德者会受到舆论谴责或惩罚，这是道德规律在有形地发挥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各种道德规律的地位作用不同，所以在特殊情景中，人们往往遵循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道德规律，暂时不考虑占次要地位的其他道德规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至今，反映统治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要求的道德规律，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或基本规律的地位，其他道德规律总是处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不如此，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⑵道德规律是功能性的规律。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表明按道德规律行事会导致对整体有益或有利的效能。⑶道德规律类似于统计规律。就一个国家来看，就长远的时间和广阔的地域来看，社会系统统计地服从道德规律，尤其是基本道德规律；否则，这个国家就会走向败亡。 根据道德规律的特点来分析，前面领导道德上的一些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李世民杀兄虽不符合次要的道德规律，但却符合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道德规律，这是正确的选择，必然有利于他的事业；相反，刘备替关羽报仇，虽然符合次要的道德规律，但却践踏了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道德规律，是错误的选择，必然有害于他的事业。
（二） 领导者如何遵循道德规律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上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上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根据这样的历史条件，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应当在全社会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同广泛性结合起来。”先进性，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及共产党员等先进分子的要求：“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符合基本道德规律要求的。广泛性，是对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要求：“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这是符合一般道德规律的要求。对领导干部如果不坚持先进性的要求，就是降低标准，就是混同于老百姓；对广大群众如果不坚持广泛性的要求，就是“左倾”蛮干，就是揠苗助长。
领导干部要达到先进性的要求，最根本的办法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先进性与广泛性是矛盾的，也是可以统一的。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一定要做到使大多数群众都能得到好处，并使大多数群众心理上能够承受；在领导方法上，要善于等待，不要越俎代庖，特别要注意依靠先进、团结中间、争取落后，创造良好的氛围；在领导艺术上，要善于把中央的重大决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否则，就会“好心变成驴肝肺”。前面商鞅被车裂的事例，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三） 群众如何按道德规律评价
领导行为在伦理学著作中，一般都有道德评价的原则和标准，但却没有把领导与群众加以区别。我们研究了道德规律，就可以把道德规律作为评价领导行为的一个尺度了。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领导者的箴言。
“不管你谁当官，谁能使我的收入增加，我就喊谁万岁。”这是百姓常说的一句大实话。
对这两句话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道德评价上的巨大反差：⑴领导干部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灵魂，在决策、用人和方法艺术上，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而大步前进，时而大步后退；时而强调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时而强调寸土必争；时而强调以牙还牙，时而强调韬光养晦；有时还要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为了同政治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一个时期要突出强调某一项道德规范。在政治形势转弯的时候，群众的认识同领导者的认识往往存在时间差，往往是这个弯子尚未转过来，那个弯子又接踵而至。⑵群众，总体而论，是世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个体而论，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利益，在总体上，党中央决定的各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分解开来，各阶层、各地区的利益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凡事总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有人说善，有人说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认识支配行动，各种认识都会在道德评价上反映出来。 常见这样的情况：这边，某一单位的许多人为其领导戴红花、放鞭炮，褒奖其取得了“显著政绩”；那边，上级单位或执法执纪单位，却通报批评或依法依纪处理他。为什么评价悬殊这么大呢？症结在于这些领导是以为集体谋利的面目出现而实质上违反了集体主义原则。但普通百姓是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内幕的，倘若拨开云雾，让群众认清“庐山真面目”，群众是不欢喜他们多发的那些“不干净”的臭钱的。鉴于此类反面教训，群众在对领导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要按照符合基本道德规律的先进性的要求，坚持高标准；惟其如此，才能做出正确评价。
坚持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方法，对于领导道德进行正确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卧薪尝胆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勾践最后打败吴王夫差的结果证明，他是在忍辱负重，是为实现最后消灭吴国的统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可见，倘若不坚持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方法，就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但领导活动情况是纷纭复杂的，有的事情在一定时间内有效果，有的事情则不能；有的事情即使有效果，但往往看法不一，同时代的人做不出正确评价，需要等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才能做出正确评价更有一些好官办好事遭谗言和奸臣贼子以伪装的面目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对领导道德进行评价时，要坚持四个结合：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局部效益与全局效益相结合，一时一事与终生行为相结合，生前评价与死后评价相结合。
总之，本文的论述可以做如下概括：领导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受阶级性制约，这是构成道德规律的基本的内在根据。
河南社会科学 徐仲华,王汉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