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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外伦理道德中道德人格理想的比较，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设置一种以完整的、经过道德个体的主体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生活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一种个体道德价值理想类型的道德人格理想模式
一
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应当是一个高度的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精神文明获得全面进步的健全社会，这已是我们十分明确的目标。那么如何在创造社会现代物质技术文明的同时，创造和保持一种高度的精神文明或道德文明？这已经成为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前我们面临着体制转型过程中更显得迫切，而且现实生活中已显露出种种令人忧虑的精神现象，尤其是社会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人情淡薄”、“道德冷漠”、“信念淡化”、“价值观念紊乱”，以及不同程度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现象，已成为阻碍这个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许多人认为现时代中国的道德状况已经置于一种“道德滑坡”、“道德错位”或“道德危机”的倒退境地”，①许多伦理工作者也纷纷提出各自观点。但这只是一种社会重大转型期所不可避免的道德阵痛或道德转型，因此，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去引导、调理和重新规范现时代的中国道德生活，以求用最低的变革转换代价换取现代中国伦理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合理化转型的顺利完成。
二
现代社会孕育了现代伦理，而现代伦理又反映着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是一定社会文化的理想象征和精神内核，内在地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同时，它也需要社会文明的滋养，需要与社会整体理想的契合和相应的文化氛围，尤其需要与社会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获得其价值精神的具体表现。
从根本上说，我国现时代所进行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乃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新的继续，它的本质是以现代化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因而，它一方面保持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和承诺；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的大胆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发展。这具体表现在：（１）它不再困于简单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概念范畴，而是以现实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前途。（２）它不再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自我封闭的观念和实践体系，单纯从某种国际政治斗争的层次上理解它的社会历史意义，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和胸襟完善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３）它不再拘泥于已有的或既定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大胆地依据现实实践经验，特别是我国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上突破单一的“计划经济”集中的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化模式；政治上改变旧有的高度集中或带有浓厚权威主义色彩的体制，逐步推行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主义民主，用合理的法制规范代替官僚权威意志，以更充分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和普遍愿望。文化上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多元发展，取代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泛政治化的单面性文化模式。
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信念也必然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坚持以社会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主导为最终的价值理想，也就是说坚持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道德信念，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它又在现实合理化的基础上倡导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公德、健康合理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富于正义与同情的人际关系态度、科学诚实的劳动态度、和谐共享的人与自然关系准则等等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各种道德关系，规范人们的道德价值行为。其根本伦理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个人的多元化价值生活取向与社会整体一元化价值导向的和谐统一，追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个人自由发展的现代同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 而要达到这样一种伦理信念，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确立现代道德人格理想。
三
作为当今我们的道德人格理想的参照有三部分：一是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道德人格理论；二是西方文明所形成的道德人格理论；三是革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道德人格理论。
作为儒家传统道德人格理论，自先秦孔孟至宋明程朱陆王，都对这一理论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儒家伦理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针对道德个体而论的。孔子的“君子”、“仁人”；孟子的“四心四端”、“存心养性”、“反求诸己”、“善养浩然之气”等；宋代周敦颐的“诚本”、“人极”、二程的“正心诚意”、朱熹的“居敬”、“内省”。陆九渊的“自存本心”和王阳明的“致良知”；以及明初王夫之的“身”、“性”互成；等等，都是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对道德人格修养与理想的独特而深刻的揭述。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既立足于道德个体自身内在的人格完美理想，为此设计出“圣贤”、“君子”等具体的人格理想范型；同时，又将与宏大的社会外在价值理想现实地融合起来，以“仁爱”、“达人”、“求其放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人格的道德价值实现的外化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有过于偏重人身自我内倾和自封性，同时对道德人格修养功夫的强调更注重心灵精神方面，较少注意或有意轻看人格的身体物成方面。它所执著寻求的人格理想范型并不能为今天的现代人全然接受。所谓“圣贤”、“君子”缺乏某种终极绝对的人格价值力量。特别是带有封建色彩的更是遭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猛烈抨击。因而只能作为我们借鉴的形式，只能批判继承其合理内核。
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相比，西方文明所形成的道德所设计的道德人格理论则含有某种普遍神圣化理智色彩，认为完善的道德人格似乎不是人自身所能完成的，而是某种绝对价值权威和力量才有可能的，这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乃至现代大部分人本主义伦理学派都是如此。它没有或很少包容一种自在的人格修养机制，而是把这一工作外托于某种超然的价值权威，或上帝、或绝对理性、或普遍价值观念。由此也往往形成道德对宗教或人格对上帝的外求信仰或理想寄托，因而鼓吹个人自由、自我设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他人就是地狱等观念。
至于革命传统道德所树立的人格理想更多的是带有理想色彩。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非常态下的道德人格理想，当然有一部分是常态下的道德人格理想，比如讲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但它所要求的高标准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完全接受或达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要求先进分子、共产党员的标准。
四
在对比分析了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三部分道德人格理想参照后，我们在这个改革时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看来，我们是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完全否定，而是要批判继承。应建立一种适合现时代的人格样本！由此我认为，社会主义现代伦理应当开放地吸纳传统儒家伦理洋溢着现实主义价值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道德人格理论，同时吸收西方伦理道德人格理论中的合理内核———矛盾辩证思维方式和注重自己的利益幸福等观念，并与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融合贯通。 也就是说，我们所设置的道德人格理想，应当是一种完整的、经过道德个体的主体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生活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一种个体道德价值理想类型，它的确立应当基于道德个体对社会道德理想目标的自觉认同和选择，基于在他自觉选择基础上的内化把定和人格化、特殊化或典型化。而它的充分实现则同样依赖于他自身道德价值理想在取得与社会道德理想的协调一致的情形下的创造性自由实践和逐步达成。因此，它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化的；既是他自由主体选择的结果，又是不断自我人格价值理想与社会道德理想不断接近、吻合和逐步现实化的追求过程；它既具有个体内在的典型化个性化特征，也具有社会道德理想化普遍化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一种精神的内在追求和内在理想，也是一种人格整体的外在扩展的外向超越。
具体地讲，社会主义现代伦理所期待和宣扬的道德人格理想，是一种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价值目标与个人内在道德人格目标统一起来、并以积极开放的个体道德主体选择和自由创造不断追求、实践而确立或达成的完整的人格化道德理想，它要求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主体具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崇高社会价值理想的理性认同，要求以进取超越的道德理想精神作为人性价值的崇高目标并能动地把这一目标诉诸于自我的内在化道德完善实践和外向性社会化实践过程，以持久恒定的道德意义支撑其所认同和选择的人生价值理想和社会价值理想，以将它们内化为统一的人生信念，并为之终身奋斗。因此，它期望道德个体对自我人生价值信念的理智而自觉的确立，更期待他能在丰富的社会现实实践中去努力创造和实现这一价值信念，以最终成就千百万崇高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道德人格典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价值理想和新社会实践造就坚实广泛的道德人格基础和力量，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的新人格新信念。
社会主义现代伦理的道德人格理论不仅仅是道德人格理想类型或模式的重新选定和确立，也是对这一理想类型的道德实践和人格典范的现实理解，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周思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