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的某水泥厂，以五千万价格出让。该厂在出让的前一年，刚刚完成一项技术改造，耗资一个多亿，是由政府担保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此前该厂已经有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规划中间，此厂位于新火车站附近，还有128亩土地储备。
　　出让价格中间，只要求2500万元的现金支付，其余部分是留着给员工做补偿，这一部分如果企业合法破产就可以解除，这个2500万元是一个可能解除的对工人的权益承诺。政府承诺帮助割断债务安排，帮助进行人员分流工作。
　　这样的一个工厂，转让价格不到实际资产的1/4，支付价格中间预留一半，作为工人的权益，这一份有可能最后合法的予以解除。政府如此卖力去推动私有化工作，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创造“寻租空间”的需要，是当前一种最主要的权力寻租方式。
　　寻租的空间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出让期间，定价的幅度决定了私人买家的重大利益，给相关政府官员以少量的好处，可以获取更低的出让价格。二是企业转入私人手里之后，私人老板在侵削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势必要买通政府官员，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力量来实现利益分配有利于老板的规则变换，这样的变换通常是违反政策和法律的，但是中间的利益却很巨大，只要争取到部分政府官员的个人支持，就可以在不受法律制裁的前提下，得到大量的利益，工人们对此素所深知，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重庆的3403工厂和咸阳的陕棉七厂就因此发生过规模庞大的集体抗议，如果警察拒绝到场，仅仅靠老板的私人保镖加上临时雇佣打手的力量，是无法消弭工人的异议和反抗的，因此第二个寻租空间是官员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动用国家机器去支持老板对工人权益的侵蚀，而老板和政府官员个人却是利益获得者。第三个寻租空间在于：国企出让价格无论多么低，都可以增加当届政府的财政资源，在当前主流经济学“拉动内需”的舆论氛围之下，乱花钱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做政绩工程没有任何法律风险，一般而言由于工程预算掌握相对灵活，赢利空间可以安排在50％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20％以上的寻租空间。如果一个资产2亿的企业按照2500万元转让，所得资金投入政绩工程使用，就存在着至少500万元的寻租空间，2500万元的工人权益预留如果赖掉，也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寻租空间的。
　　这三大寻租空间的法律风险，都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改革舆论”为之降低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已经制造了一个私有化就是好就是有效率的神话，因此私有化就意味着提高了资产的盈利能力，这总是不会错的；主流经济学说只有私人经营才能解决管理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出工不出力现象，提高了积极性；而主流经济学的“拉动内需”理论，说哪怕是雇佣人挖沟再雇佣人填平，也是增加就业和拉动GDP增长的好举措；所以官员们怎么乱搞都是对的。如果不这么办，就是思想僵化和阻碍改革，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流行，主要是因为适应了社会强势群体的需要，适应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共同瓜分国企积累资产的需要，适应了少数人在个人层面上充分剥夺多数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知识精英就是在这个代表和体现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和职业利益圈子的。
　　国企到私有化之后，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和信誉等级，由于对私营企业监管更加困难，银行放款通常也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在企业内部，员工对自己的权益和前途更加没有把握，更多地倾向于进行“逆向选择”，管理成本会相应上升，而管理效率要相应下降。在外部市场开拓方面，特别是产品开发方面更加困难，私营企业基本上缺乏技术开发环境，很难有数年坚持的技术开发项目，单单从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方面看，就无法满足要求。一般而言，一个国企到私人手里，将会在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遭遇更多的困难，多数人情况下存在着“玩不转”的特点。主流经济学家樊纲说，国企卖一块钱也太贵，如果一个私人老板买下企业之后“玩不转”，很显然就要降低资产的价值，按照经济学的虚拟资本理论，这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