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问题没那么简单
    社会的政治特征和所有制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经济学家表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政治特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关于私有和公有本身就是难以定义的，类似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作“资本主义”这类政治概念，从来都没有一个得到过比较一致认可的定义，连整天将其挂在嘴边的政治家也不见得真正弄得明白。先入为主地认定某种所有制形式先进，无非是有意无意地认定这种所有制对自身或自身阶层更为有利罢了。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牌要自己来挂，还有所谓正宗和不正宗的可笑之争。
    1962年，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EN出版了他那本被萨谬尔森称为“逗人发笑”的名著：《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位在1976年——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去世的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末时，如此评价被毛泽东所反对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社会制度：“毫不夸张地说，在大西洋的两岸，也就是在美国和英国，我们一直在劝戒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但实施的却是社会主义”。
    有经济学女杰之称的罗宾逊夫人说：“经济学家往往把资本社会描述成为一个理想化的集体农庄，在那里，他们用洞若观火的智慧使得农庄里的成员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福利”。这里完全看不出描写的社会形态的性质了。
    世界的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得如此复杂，现在已经无法用“公有制”和“私有制”或“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加以分类了。
    我们来认真冷静地分析一下所有制问题。
    所有就是占有。所有权不是人类的问题，在动物界就有所有权问题，而且所有制形式历来就是多样性的：猢狲占山、狮子圈地；蜜蜂协作、蚂蚁团结。差异仅仅在于捍卫所有权的行为方式不同——人类选择了文明的方式（当然也同时保留了动物野蛮的方式），而狮子只会用武力去圈地，别无它法。
    “所有”研究的是“所有者”和“所有物”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所有者人群的范围；二是所拥有的对象物的范围。也就是说，“所有制”问题包含着“在多大范围内对什么物品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的问题。
    在所有者的范围上，小到单个的个人，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国家集团。私有和公有的差异就在于“有”者的范围大小，小到生物个体就变成了私有，而大到什么程度可以称之为公有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而有“大公”和“小公”之说。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出问题所在了：所有制并非是在走极端——要么统统实行私有制，要么统统实行公有制，而是有一个量的问题在里面。
    纵观历史，无论历史如何动荡，比较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始终是家庭。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家庭，在其内部，几千年来基本上实行的是“家庭公有制”。但在这个公有制家庭内部也有私有制，大家庭里还有小家庭。哪些东西属于家庭的，哪些东西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有个管理原则。大到一定程度，公有制的管理方式无法约束了就要“分家”。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公有”——“私有”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情况在动物的群落和动物的社会组织形态中也大体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