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这些企业家黯然去职的实际原因
　　在64岁的赵新先、62岁的王之分别被国资委免去三九集团与长城集团的所有职务后，倪润峰也再次以年龄为由被免去长虹的所有职务。
　　当然，没有人相信年龄是真正的理由。60岁，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正是其企业家能力的鼎盛期。事实上，这几年，长虹的业绩并不算差。
　　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导致倪润峰离职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以倪润峰为首的管理层，与国有大股东、也即当地政府在长虹产权改制方面产生了分歧，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缘于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
　　仔细算来，在倪之前，已经有好几位跟他同样出名的企业家，因为同样的理由而黯然离去，甚至身败名裂：比如云南红塔的褚时健，广东健力宝的李经纬，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他们的退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或许是转型时代的中国所特有的。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开始根本就不起眼，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如果换成别的人来经营，可能早就垮了。但是，他们却具有企业家天赋，而且运气也不错。于是，他们把一家不起眼的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迅速地做大、做强。企业的利润急剧膨胀，企业家成了英雄。
　　然而，这些企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决定了，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也就是，没有把丑话说在前头。
　　因而，整个企业的收益权安排，就是一笔糊涂账，必然引发冲突。
　　归根到底，企业是由一组合约组成的。投资者投资多少钱，聘请谁当经理、招聘哪些员工和工人，经理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员工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工资、福利，事先都用合同明确地约定，所有这些原始性的合约组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每个人的权利、收益、利益、责任，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觉得满意就可以干，觉得不满意可以走人。
　　然而，国有企业大都缺乏这样的原始性合约——股东所聘请的经理人究竟可以享受多少收益、利益，事先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早期缺乏期权方面的安排，正是一些强势企业家走向失落的陷阱。
　　国企老板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或韦尔奇？
　　在企业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企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也没有前景，但是，当企业突然被一个机灵的管理者做大之后，问题就来了：国家当初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投资，现在，企业的总资产达到了几十亿，每年的利润也达到了几个亿，这些收益如何分配？
　　强势企业家当然觉得，如果没有他，企业早就垮了，因此，他应当分得一部分收益。但政府却不这么看。
　　政府会想，原始投资是国有的，政府也为你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你尽管成了名，仍然是国家干部，你就应当服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或韦尔奇。
　　这两种心态，都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一种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的驱动力量，正是企业家发现、捕捉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能力，推动了新产品开发与销售、技术进步、企业组织改进等等。因此，企业家应当分享利润。而另一种理论则相信，利润来自资本投入，是资本雇佣劳动，其中也包括管理层。因此，收益的分配权应当由投资人控制，企业家不过是配角而已。
　　利益的冲突就此展开。
　　政府并不反对改制，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