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待“仇富现象”，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问题，这里面起码包括俩个问题，一个他们是怎么致富的，富人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是社会如何均衡发展，减小基尼系数，缩小贫富悬殊的问题，走上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营企业有“原罪”吗?
最近很多报刊在谈到民营企业时候总喜欢使用一个词：原罪，几乎是一致的句型“从牟其中、刘晓庆、杨斌，到仰融、周正毅、孙大午……”，当我们的“福布斯富豪榜”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候，人们开始将“福布斯富豪榜”戏称为“福布斯囚徒榜”，媒体上关于民营企业“原罪”的讨论一时间也热闹起来。
原罪，是个宗教用词，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根据《圣经》的记载，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天堂，人因偷食禁果而有原罪。
原罪，就是与生俱来的罪恶。那么民营企业的出生，在我们计划经济下是从“资本主义尾巴”、从社队企业、从洗脚上田开始的。。。。。。这些是罪恶吗？如果用计划经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是有罪的；不容否定，在一个不完善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体制下，民营企业学习“红顶商人”，与某些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获得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言，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如果说民营企业有所谓的”原罪”，恐怕就是说的这些。贪污受贿是我们目前民愤最大的事情，我们愤慨的舆论导向对此没有使用“原罪”的词汇，而对于民营企业却使用如此激烈的词汇，不错，我们的贪污受贿的背后总是有个企业，而且大多是民营企业，难道我们在对此做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批评妓女而放走嫖客吗？
经济学者钟伟认为，民企老板的财富是否清白，“是一个恶法是否成为法，以及法是否能追溯既往的问题”。在过去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几只鸡鸭都会成为资本主义尾巴时，任何早期的资金积累都有违“法”性，这是一些出道较早的富豪所具有的问题。“一棍子将民营企业家统统列入问题富豪之列，实在有点言过其实”。
对国有企业而言，又何尝没有“原罪”问题呢？国有企业的“原罪”就在于转轨期间，将“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该企业领导者成为“内部控制人”，全民所有制变成部分人的集体所有制，工人以下岗的名义、买断工龄的名义被抛离企业，而实质上国有企业和工人之间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合约的：工人以忍受低工资和不跳槽为代价，换取医疗、住房、退休养老等福利。这是一种延期支付的合约，国有企业却在转轨时在未得到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了，国企对下岗工人欠账，这是不是国有企业的“原罪”？
从文化层面上，可以找出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原罪论的根源，塞缭尔。亨廷顿在其《文化的重要性——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指出，生产力等于好的文化加上人才，这里文化就是“集体无意识”，就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价值观，尤其是财富观；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中国人的财富观，对财富的认识文化仍然带有“患均不患贫”、“计划经济”的色彩，所谓的“仇富现象”。
看待“仇富现象”，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问题，这里面起码包括俩个问题，一个他们是怎么致富的，富人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是社会如何均衡发展，减小基尼系数，缩小贫富悬殊的问题，走上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人的形象简单从外观来讲，以前是大腹偏偏的富豪形象，他们的行为是吃喝玩乐，只有当像盖兹这样一批知识型的富豪出现的时候，才使我们感到一种公平，而对于一个个“红顶商人”的胡作非为我们自然很难认同他的形象是正面的，是光辉灿烂的。无论从公平合理的原则还是起码的道德判断来说，这样的“仇富现象”就无可非议，在清华大学一项群众对于富人认知度调查中，可以看出，今天富人的形象不是很好。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要提出来：是什么让这些人成为富豪的？我们的游戏规则怎么样？在我们这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并存、法制体系不完善的社会里，应该看到我们的制度层面上有很多缺失，诺斯说“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那么，我们要深思的是：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一个良性的致富途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