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权主体仍然缺位，利益主体不明确，国有公司的发展找不到“第一推动力”
　　外国的现代公司企业，董事、监事主要由大股东组成，这些大股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使自己的投资有高额回报，必然要尽力选拔、招聘最佳经理人员，并尽最大努力配合经理人员创造最好绩效，也会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监督经理人员的败德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股东中产生的董事、监事是外国公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我国刚建立起来的公司从形式上看与外国公司似乎相同，但实际上离真正的现代公司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传统产权制度下，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表现在国有企业财产上的问题是“人人是主人，人人不关心，人人都所有，人人不负责”。事实上许多企业虽挂出了公司制的招牌，但都没有公司制的内容，公司的董事会权力架空，董事会对经理起不到监督和约束作用，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更起不到监督和约束作用。“在一个科学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合理而有效的制约机制及其作用的发挥，应产生如下三个效果：企业决策的合理倾向；企业经营的合理行为；职工对企业利益的合理要求”。按此标准考察，国有公司还远未达到要求。尤其是企业决策、企业经营两方面和传统国有企业一样受政府插手和利益诱惑，还不能做到决策倾向、经营行为完全合理。国有公司没有真正“自主经营”的权利和“自负盈亏”的能力。国有公司领导的权力结构还做不到既能激发活力、推动创新，又能互相制衡、廉洁公正。
　　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政府为企业选择的厂长（经理）一般都是德能兼备，政府和厂长（经理）之间是一种无私的信托关系。传统国有企业不像外国公司在企业内再设一个董事会来行使监督权，监督权由上级主管部门行使。而出资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人员流动性很大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人员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和厂长（经理）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一模一样，都既是“主人”，又不具有所有权。故政府人员对委托给厂长（经理）的国有资产的监督就不可能像自己是出资人之一的外国公司的董事、监事们那样，具有为切身利益而监督的内在驱动力。再加上政府部门对企业虽是投资者，却又不负直接责任，故这种监督弹性大，不易到位，更难以量化测定监督效果。事实已经证明，政府把传统国有企业托付给厂长（经理），易产生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行为，这种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传统企业改为国有公司后，一部分董事长和总经理完全分离；一部分是完全合二为一；还有一部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根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88家公司的统计资料，采取完全合一的公司77家，占40．4%；部分分离的有99家，占52.7%；完全分离的有12家，占6．9%。改制后的国有公司的上述三种情况，都没有根除任何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虚位的痼疾。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的公司，只不过换了个称呼，厂长变成总经理。董事长和总经理完全或部分分离的公司，旧体制的痕迹和烙印很深，不同程度地继承着计划经济的治理结构，如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级委任，上级主管部门还参与企业的决策。由政府委任的董事长和经理人员还是政府委派到企业的官员性质，董事会不过是过去政府管理、监督企业的职能机构分解下放到企业内部的化身，监事会也不过是政府纪检监督部门在国有公司中的派出机构。政府与经理人员的关系仍然是信托关系，只不过这种信托关系，由过去政府部门直接托付给厂长（经理），转变为政府部门先委托给自己的代表——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托付给经理人员。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不是股东，既不是产权主体，也不是利益主体，对公司事业的推动和经理人员的监督缺乏内生性特质。在改制后的国有公司内部找不到促进公司事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