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胡润是1930年代闯荡上海滩的年轻海外冒险者的翻版，他们在中国寻找自己试图在外国想获得却未获得的一切。这个27岁的年轻人在1999年，以20万元的低廉成本，首次推出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人榜”无比准确地切中了中国人的神经：在20年改革造就的巨大物质面前，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财富在社会中的位置？
    对财富的迷恋反映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特性，即如何证明自己的独特性，如何战胜他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种倾向在15世纪之后变得日益明显，宗教的势力逐渐衰微，个人的欲望日益觉醒，财富是通往各种感官享受的保证，也是帮助一个穷小子获得他渴望的荣誉的好方式。哥伦布为什么会发现美洲？当然，他对于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但更重要的是，他要到东方寻找黄金，如何利用财富也在那一时刻达到了顶峰。威尼斯的美第奇家族赞助了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让那些热爱女人与鲜花的诗人们有地方吟唱。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只有当时间来到了工业革命前后，积累财富才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上个千年结束时，《华尔街日报》评选出在这1000年中最富有的10个人，他们覆盖的范围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出生于1671年的约翰·劳与1732年的理查德·阿克莱特在这份名单上占据着分水岭的位置。前者是金融投机的创造者，而后者则是工业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们之前，巨额财富的积累只能通过战争、掠夺，权力与暴力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世界最富裕的人是蒙古的成吉思汗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他们通过赤裸裸地侵占他人而富有。但那两个人创造了新的模式，尽管你最初一无所有，却可能通过自己的智力，或是对新技术的运用来获得像王公贵族一样的金钱，它们多少意味着金融力量与技术力量的崛起。工业革命打破了静态的社会形态，财富增长第一次可以成为持续进行、也拥有预期性的行为。它还打破了权力的均衡，财富取代宗教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争相取悦当时最大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为他们的战争提供借债。在1889年一篇名为《财富》的著名文章中，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写道：“我们时代的难题在于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在美国，卡耐基的忧虑变成了日后“强盗资本家”与美国政府的较量，而在欧洲，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忧虑，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如果说对财富的热情缔造了近代世界，那么20世纪就是这股热潮的巅峰时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夺贯穿这个世纪，但它们的思路却是一致的：如何最大可能地获得财富增长。前者相信自由市场是最佳手段，而后者则认为国家意志更能够配置资源，前者相信个人应该占有更多，而后者则认为一切属于集体。财富的创造被抽象化成经济增长指数，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重要的使命。
    1979年对于中国具有标志意义，不仅因为它打开了中国国门，还因为它开始用新的方式来创造与管理财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开始向后者偏移。接下来的25年中国努力将西方300年的历史压缩在一个小得多的区间内。在一个意识形态逐渐消亡的社会，财富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它塑造了时代风尚。30年前，人们通过自己的阶级出身来确认自己、获得荣誉，而现在则依据自己的收入状况来做这些事情；它重新调整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新生的富裕阶层总是与既得权力阶层不无摩擦，他们既相互利用，又对对方心怀不屑；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财富积累的方式，一个年轻人可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拥有7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