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痕迹的企业文化

2002年似乎真的是CEO的不祥之年。到目前为止，几乎每天至少有两名CEO下课，以致有人又称今年为CEO“下课年”。最新的美国《时代》杂志载文评价，公众对CEO的信心已低到极限，CEO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

是什么使CEO如此质变？CEO，有多少信任可以重来？我们还要不要CEO？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我们得从CEO批判开始。

CEO批判

美国时下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美国老太急急忙忙给FBI打电话称，“快来，楼下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是恐怖分子还是CEO。”的确，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国大公司的CEO们给美国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冲击，似乎不亚于恐怖分子造成的影响，许多曾经如日中天的CEO，如今已如过街老鼠。

今年还是CEO的“下课”年。进入2002年以来，几乎每天至少有两名CEO下课。根据猎头公司的调查，仅5月份，就有80名CEO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疲软动荡的股市、接踵而至的破产新闻、混乱不堪的账目、层出不穷的丑闻，几乎每一件令人不快的经济事件都与CEO牵连在一起，曾经是“光荣与梦想”代名词的“CEO”，如今已成为发酸的词汇。而美国媒体更是不依不饶，声称“我们正在企业的水门案调查时期，所有的尼克松们终将现身”，就连一贯对工商界呵护有加的布什政府也对CEO惹出的无尽的麻烦忍无可忍，大有把假打变真打的架式。今年似乎真的是CEO们的不祥之年。

CEO：神童还是怪胎？

美国公司与美国政治一样，都是权力妥协的产物，在体制的设计上有着十分精妙的构思。这种构思的基础便是权力的平衡，便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互制衡与合作。这种机制一方面保持必要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方面也使得企业经营的安全系数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标准。

尤其是经历了“镀金时代”和“耙粪运动”，美国企业的经营进入了一个相对理性、也领先于世界的“现代管理时期”，许多家族企业都在优秀经理人的运作下繁衍、壮大，而董事会和经营层在反复验证着经济学家的论证：经济衰退时，女人的裙子长了，董事会的权力大了，溺水的酒鬼多了；经济繁荣时，女人的裙子短了，经营层的权力大了，游泳时溺死的人多了。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里根经济学的导引下，美国经济宛如下山猛虎，来势汹汹，所到之处，繁花似锦；虽经老布什的短暂停滞，但在克林顿时期却再上高峰，乘新经济之春风，势不可挡。近20年的繁荣，不仅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也改变了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均势关系，由此便进入了强势CEO时代。

在这个时代，CEO们握有董事会重权并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有高薪、有期权、有人事的全权和经营的全权；而委托人则完全把权力交给了代理人（CEO），授权他打理一切事务。就这样，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跷跷板”也便被彻底拆掉了，而企业内部的相互监督与相互制约的共生平衡也由此打破。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繁荣的业绩飞跃也被一并算在了CEO的头上。经由传媒的宣扬和CEO自身的作秀，CEO在公众和社会生活中的形象已攀升到一个不能再高的地步，很多CEO也俨然成为了“企业帝王”，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在CEO梦想的召唤下，MBA成了炙手可热的追求，似乎那便是一条财富之旅、“帝王之旅”。

在这种情况下，CEO们的头脑也普遍过热了，大量的错误决策、经济泡沫由此而发轫，并在多年后演化成了一幕幕破产、亏损的灾难。更重要的是，由于CEO的激励源于管理层经营状况的好坏，更直接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也使得许多CEO走上了哄炒股票、作假欺诈的道路，而眼前的世界通信们，无非是率先曝光的冰山一角。

也就是在一夜之间，昔日为人们所宠爱的“神童”，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没有人愿意领养他们。

CEO秀：偶像经济学反思

用一种理性一点的眼光看，CEO们的薪酬增高的幅度令人咂舌：在上世纪90年代，CEO的平均收入就飙升了570%，而同期的公司利润却只增长了114%。是什么原因使得ＣＥＯ的薪酬和知名度炒高到“违背经济规律”的状况呢？是股价。资本家是从不做亏本生意的，之所以会给CEO如此高的薪酬和荣誉，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背景的。

首先是名人效应。对一家公司来说，有时多年的苦心经营不如请来一个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的企业英雄做CEO来得有效益。特别是对那些上市公司来说，仅仅CEO所产生的新闻效应就足以让股价直线上涨，大家都会受益多多，何乐而不为？为此多付给一些银子也是值得的。

其次是水涨船高。基于相似的心理，各大公司竞相展开了“人才竞争”：你给500万，我就给1000万，你给1000万股，我就给3000万股；结果是CEO们个个待价而沽、奇货可居，身价与知名度都喜获丰收。这个“挖角”的过程还经由媒体的炒作成为了免费宣传企业和ＣＥＯ的机会，在人们的眼里，那些除高薪的企业是有实力和诚意的，那些拿高薪的CEO是风光的、英雄般的，整个社会都加入到了神话CEO、暴炒股市的大合唱中。

与此同时，CEO也发现了作秀的价值。在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财富”的时代，谁能成为名牌ＣＥＯ，谁就会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美妙的未来。这其间的差距远在十倍、百倍，远在千万元、上亿元，为此作作秀也是值得的，而且是必要的。就这样，以前属于影视歌星的秀场不知不觉地成了CEO们常来常往的地方，而电视台也乐此不疲，大家相得益彰、各取所需。

英雄式、领袖式、传奇式CEO的塑造，改变的不只是公司的股价、CEO的薪酬，更是深深地打上CEO痕迹的“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中，有的是权力崇拜，是高高在上，是我行我素，是短期效应。在这里，英雄般的CEO独自对公司的整个业绩负责，一手掌控着企业之舵；而其他只是跟随，只是看着他向前，传统的互敬、互谅、授权协作的上下级关系显得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CEO崇拜。与此相呼应的是，“信息不对称”被扩大了，绝大多数投资者和公司职员包括董事会成员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企业的经营风险被无限度地加大了，CEO成为了事实上决定企业命运的人，虽然他们往往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心理准备。

对此，《财富》杂志曾写道，“IBM的CEO郭士纳在短短的4年间就令公司的市值增加了400亿美元”，你相信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贡献吗？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基于团队精神、CEO长远目光和稳固的组织架构的。十分明显，这并不是英雄式的CEO才能做到的。

物极必反。业绩不振、操守危机，使得人们对CEO开始抱有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华尔街分析师索恩认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决心清除那些昔日如电影明星般指手画脚、信誓旦旦的CEO了。大家取得共识，董事会的工作是监管整个公司，其中也包括监控CEO。”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CEO们开始选择低调。这种低调一方面体现在自减薪酬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出头露面的谨慎，昔日那种指点江山的情况变得越发少见，更多的则是以董事会为核心，自己甘愿做马前卒。董事会也在深刻的教训面前改变了用人的标准，猎头公司的调查表明，60%的新任CEO被董事会告诫：做一个懂事、听话的人。

期权制驱动下的“疯狂老鼠”

在过去的十年中，行使期权已经达到泛滥的地步，通过期权，CEO获得了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想像的巨额报酬。据悉，美国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中，股票期权大约占CEO报酬的80%。1999年，美国薪酬最高的50位总裁的平均股票收益占总薪酬的94.52%。这种薪酬结构刺激着CEO们全力以赴地追求公司利润的最大化。

在这种刺激下，CEO一方面近乎疯狂地购并和扩张，变得越发急功近利和野心勃勃；另一方面，薪酬中期权份量的日益增加，也强烈刺激着CEO交出一份利润不断上升的财务报表，股票价格也就随即上扬。“股票价格上升几块钱，你就能赚一大笔钱”，彼得·彼得森指出，“当一个CEO必须面对正当与非正当、合法与非法、对与错的准线时，他可能会更多地权衡手中数百万的期权，其他因素就显得无关紧要。”

在这种期权制的强力推动下，CEO们至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五方面的影响。

一是会计丑闻层出不穷。安然的肯尼斯·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经济繁荣的90年代，为了自己的期权或公司股价的上涨，莱通过各种经营手段推动公司股票攀升，甚至利用“独裁”的权力胁迫董事会同意经营层越来越冒险的措施，直至公司造假最后失去控制走向崩溃。而会计师们在同样疯狂的利益驱动下，也放弃了基本的从业原则，铤而走险，与CEO们合演了一幕幕欺诈丑剧，把华尔街搞得臭水横流。

二是越发明显的贫富差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CEO的年收入增长了上百倍：1950年，收入最高的通用汽车董事长查尔斯·威尔森的年收入是440万美元；而在2001年，收入最高的是甲骨文(Oracle)公司的CEO拉里·埃利森(Lawrence J. Ellison)，可以拿到7.06亿美元，两者相差160倍。而与此同时，普通员工的收入却增长缓慢。据《商业周刊》统计，1982年，大公司CEO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2倍；而在200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11倍！而期权正是拉大收入鸿沟的“罪魁祸首”。

收入鸿沟不只出现在公司内部。一位英国学者在一篇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的文章中指出，在1981年，1%的美国人拥有25%的财富，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比例已上升到了38%。1989年美国的亿万富翁有66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有3150万；1999年美国亿万富翁达到了268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则增长到了3450万。无怪乎作者惊呼，马克思的论证在今天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性。

三是CEO成为特权阶级。CEO们不仅享有经营和决策上的特权，还具有生活待遇上的诸多特权，这种特权包括拥有配备司机的轿车和小型喷气式飞机，还包括名目繁多、要价不菲的额外津贴。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拥有动辄千万美元的豪宅，而且家属也享受诸多的“报销”待遇，而RJR-NABISCO公司原CEO罗斯·约翰逊更是被传曾经用喷气式飞机将他的狗送回家。在某种意义上，大公司的CEO甚至比总统还舒服和自在，至少他们的许多特权是能够被公众所容忍或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的。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再被公众所宽容，人们把高薪、期权、特权和丑闻联系在了一起，媒体也热衷于对“新特权阶级”的曝光，CEO的自在日子正在远去。

四是“裁员游戏”三败俱伤。基于对期权的迷恋和对股价的执着追求，CEO们普遍把大量、频繁解雇工人视为最明智的做法和创造股东价值的最快途径，公司“瘦身”的概念再度流行，并成为众多公司抵抗经济衰退的方法。虽然这种“游戏”会较快见效，但却有着诸多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后果是员工士气低沉、产品质量下降、客户服务落伍、公司业绩和形象都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员工的忠诚度也将由此下降。调查显示，全球员工只有34%对雇主表示忠诚，美国员工只有47%认为公司的领袖具有高于普通人的人格。此外，大量员工的失业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压力，美国近年来自杀人数和精神病患者急剧增多，与此有直接关系。

五是西式“一言堂”。由于美国公司股权非常分散，因此公司监管的责任便落在董事会上。但矛盾的是，董事会成员却往往由CEO推荐，很多董事会都不知不觉地成为了CEO的橡皮图章。这就使得很多CEO成为企业中的“孤独的巨人”，他们的眼中只有短期业绩，常常忽视公司的长期目标，但却没有人提醒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很容易带来决策失误、腐败和欺诈。结果是，很多公司都成为了这种西式“一言堂”的牺牲品。

有多少信任可以重来？

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的经济奇迹都与信任有关，可以说，缺乏信任的地方便很难有奇迹发生。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信任及其所影响到的凝聚力是构成综合国力的一个要素，是拥有必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础。这也正是美国人现在最为担心的事情。

随着公司信用丑闻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美国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潮水退下去的时候，你马上会看到谁没有穿衣服游泳”，他说，“从经济和股市的角度来看，经济的浪潮已经衰退了好几年了。经济衰退的艰难时刻使得许多公司的伦理失当显现无遗，像世界电信、施乐、泰科、安然等就是这样的。”

首先失去公众信任的是CEO们。在过去的半年中，公众目睹着一队队把投资人的信任不当一回事、贪婪而矫情的CEO们脱去伪装“走下神坛”，不禁为曾经的错爱而叫苦不迭。而《商业周刊》则更是辛辣地指出，如果“CEO”是“首席道德官”(Chief Ethical Officer)的缩写就好了。 当然，有过沉痛教训的美国人已不再对CEO的道德自律抱有幻想，他们选择了“报复”。

CEO们不是认为真正拥有公司的是他自己吗？那么，现在，股票的持有者们开始报复了，他们大量抛售那些欺骗了他们的金钱和感情的公司股票和CEO们，把他们从聚宝盆扔进了垃圾箱。更深层次的“报复”是制度报复。在公众的积极推进下，白宫和国会都先后出台了多项措施加大对公司欺诈和不法CEO的打击力度，SEC更是一项又一项地推出约束和监督CEO的措施，旨在以制度保护投资者的信任。

公司的形象也受到CEO阴影的影响。博雅公司2001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CEO的声誉在公司声誉中占有48%的比例（如今已超过50%），这比1999年的调查结果提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几乎所有的商业权威人士都认为，CEO的声誉会影响到他们对以下事件的决策：对一个企业的投资(95%)，在媒体负面报道的压力下仍然相信企业(94%)，推荐企业作为好的联盟者或合并伙伴(93%)，以及当企业股票价格下跌时仍保持对它的信心(92%)。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些CEO深陷丑闻的公司很快就失去了市场的支持与信任，大多在劫难逃。由此可见，一个糟糕的CEO会给公司带来多少伤害。

受影响的还有投资心理。曾几何时，美国是海外投资者的天堂，很多人都想从美国的经济繁荣中分一杯羹。但接二连三的公司丑闻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信念，如今牛市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人们不得不“与熊共舞”，而更多的人则把投资的目光抛向了中国、俄罗斯和欧洲。法兰克福的一位银行家这样说道，“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对美国最悲观的时刻。美国不再是最佳投资地点了。”

不仅如此，公司丑闻还使得过去十年来各国纷纷效仿的“美国模式”失去光彩。美国模式鼓励残酷的竞争、激进的交易、高度的信息披露以及给公司主管高额的回报，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模式似乎已被贪婪的CEO们劫持了。这一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如今的美国，“CEO”已成为人们进一步谈论经济信心和投资信任的“由头”；翻开美国各大报纸、杂志，但凡谈经济的文章，三句话不离“信任（信心）”，就连总统布什的演讲中也念念不忘振奋市场精神、寻找失去的信任。但被CEO们糟蹋的信任，有多少可以重来呢？

真是，成也CEO，败也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