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许多先进国家均认识到科技、信息及知识对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性，将科技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致力于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促进研发与创新、推进产业升级。 “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决策模式，让政府、产业界、学术单位、研究机构乃至社会公众对科技研发的供给与需求有了深入了解和沟通交流的平台，从而对国家科技发展的优先顺序达成共识。 “Foresight”本身具有展望未来、预做准备的意思。在各国的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本来就具有前瞻和预见的成份。不过，以往科技政策中的前瞻，往往是由少数精英份子以个人独到的眼光所作的决策，并不强调制定程序及不同团体参与的重要性。英国学者马丁（Ben Martin）和艾文（Irvine Johnson）于1983年提出通过全民参与及讨论以制定国家科技政策的想法，是希望改善过去由少数人决定未来科技政策的作法，而采取国家层面的预见活动，容纳全民讨论形成共识，共同通过现在的投资去塑造更好的未来。本文介绍的技术预见，特指用以辅助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规划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前瞻活动，包括部委或领域层次的预见，不同于企业层次的技术预测；国家层面的预见活动大多是以技术性、产业政策为主，纯科学性的预见较少，虽然有时也会包括科学性探讨。

　　一．对科技发展进行战略规划的必要性与充分性

　　科学技术战略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日益重要，一方面因为实现科学技术的中心角色需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长期投资；另一方面，需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管理稀缺的资源以实现最佳利用。科技活动基本上是知识创造活动，然而知识生产的成本――包括传播和扩散的成本都在上升，相应的意味着科技活动的投资涉及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最小化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大化知识创造活动的收益，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展望和预见科技发展的较长期的未来。尽管这种重要性已经被普遍认知，但许多国家却没有这样长期的、战略水平的规划。原因部分在于这样的事实――社会、经济计划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是5年左右，科学技术规划，通常作为社会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因而也倾向于5年左右的周期。长期规划的困难还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且不可预测，使得超过一段时期，如，10年去预测科技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把科技政策的制定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十分重要，因为不存在固定的决策模式，不同的社会可能有不同的手段和程序。在科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强调不同层次决策形成的具体程序，在这种方式下再达成一致意见将会使政策的实施更为有效。技术预见的目标是在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内部社会群体的需求以及国家整体资源的限制之下，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来界定科技发展的优先性。预见因此而成为国家科技政策、创新体系规划、技术研发与产业科技发展策略的重要指引，有些国家甚至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去推行这样的政策以保证最可预见的建议能反馈到科学技术的投资之中，同时充分认识并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建立在广泛而又长期的基础之上的战略规划为预见的实现提供了路径，以保证未来预定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规划通常包括在特定时间架构内所设定的不同目标以及不同的阶段性目标（里程碑）。

　　对科技发展进行战略规划，不仅要了解特定学科领域的技术专业知识，而且要熟悉新科技发展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涵及影响。科技的系统性以及不同的领域和它们广泛的社会影响结合在一起，要求计划者同时具备广阔的信息基础及决断的深谋远虑：一方面要对投入进行评估以保证技术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评估技术的产出及其社会影响，以便能够尽可能地判断在一定的预见时期，这种必需的投入确实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规划的制定者更重要的是知道并说明为什么某些目标及里程碑应该如此设置。此外，主观的判断和评价也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又必须做出长期的决策时更是如此。在一个共同的展望已经达成一致的同时，存在许多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路径以达到展望的情形。因此，在技术预见中必须强化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网络、互动与交流，通过系统化、多元性的科技战略与政策，形成具有前瞻性与创意思考的战略规划，促进形成高效、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和建立具有公信力与客观资讯基础的科技决策体制。

　　战略规划本身就是一门复杂的系统科学，而科技战略规划的对象又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使得科学技术战略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面临诸多挑战。20世纪80年代，桑达菲研究所（Santa Fe）提出了复杂科学理论，认识到预测和预见过程所最关注的系统――自适应复杂系统（CAS），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即非线性，自适应性和不确定性（the Emergence）。这些系统，它们可能处于⑴稳态，总是趋于平衡；⑵有扰动的稳定状态；⑶在可预测界面内的紊乱；⑷完全不稳定的波动。在可预测界面内的无序状态下，系统好像展示出似是而非的行为。一方面，它是确定的，因为它是由给定约束方程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包含随机性，使得利用以前的数据作为预测的基础变得极不可靠。非线性本身就意味着部分之和并不等同于整体，该系统不易被分解成部分，也不易由部分整合成整体，以至任何层次上的整合将会产生新的特征。而自适应性则意味着每一个系统元素都不能体现整体特征，但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在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和任何集合模式不同；系统中各元素的确立都是建立在本土化信息基础之上的，它使用负反馈方式进行“学习”和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内在模式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技术预测专家经常说的 “全局考虑、具体行动”的实践准则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技术预测与预见面临的困难虽然很大，但随着信息学、控制学、事理学、运筹学以及模糊学等系统科学的发展，预见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即使系统处于紊乱状态，仍有一些“引力机制”在帮助系统确定其运作范围，确定系统对来自内外部干扰的敏感度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使技术监测、文献计量分析成为可能，技术智能化、德尔菲法或情境模拟等非常有价值的手段将有助于预见能力的提高。

　　二．技术预见的重要意义

　　技术预见已经很长时间被运用在工业发达国家，然而，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的特性，关于它们发展的最好的长期规划是保证充分地同时支持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技术，无论它们是否有迹象产生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传统的假定是科学技术最终将会带来那些效益，虽然运用了不可预测的方法。其次，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巨大效益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具有不可估量的投资价值，其回报率将是其他所有领域的投资活动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成本逐步扩大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同政府有限的资源一起，使得这种战略要获得全面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再次，在给定经济和智力总资源的条件下，在存在着相互争夺资源的诸多投资领域共存的条件下，所有国家或所有地区均面临资源合理配制问题。故而有了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y）预测、选择以及优化的问题。

　　一般而言，预见能更好地理解未来环境和需求变化的重要性，能够使决策制定者有的放矢，而不是事后反应。既然决策制定者无法回避制定对未来事件的实现来说是或好或坏的决策，如果预见能帮助他们获取对未来更准确的情景分析，无疑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尽管计划的制定者不可能搜集到特定领域所有重要的数据及信息，但是他们依然被要求做出有情报根据的决定，这一必要性的要求现在早已以“技术预见”这一知名过程而兴起。

　　OECD在一份报告中对技术预见作了以下定义：“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以及选择将出现的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贡献的通用技术。”它是一个前瞻的过程，包括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相互作用以负责的“科学和技术推动”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产业界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和非科技人员提供的“市场推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为计划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一个平衡的远景。其焦点在于迅速识别正在形成中的通用技术，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市场化的阶段，尚处于发展的前竞争阶段，往往需要政府的支持以能够在未来社会最大限度实现预见的利益并将不利影响尽可能减小。技术预见不同于技术预测在于后者假定仅仅有唯一的未来，试图通过静态的未来去描述技术的发展，然而前者假定技术的发展可以形成可选择的未来。技术预见因而是一个比技术预测更加富于动态且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包括技术与社会、现在与将来之间的相互作用。

　　技术预见需要专家判断，常常是集合不同专家的判断。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发展了一种新的专家调查法――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这种方法以不记名的方式征询专家对某类问题的看法，在随后进行的意见征询中，将经过整理的上次调查结果反馈给各位专家，让他们重新考虑后再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特别要求那些持极端看法的专家，详细说明自己的理由。经过几次反馈，大多数专家的意见趋向于集中，从而使调查者有可能从中获取大量有关重大突破性事件的信息。它不一定要以唯一的答案作为最后结果，其目的只是尽量使多数专家的意见趋向集中，同时不对回答问题的专家施加任何压力。德尔菲法不是没有缺点的，如可靠性不够高，容易对不明确的问题(问题的两意性)过分敏感等，这些都需要预测者在提出问题和每一轮调查表的设计中特别注意防止。

　　此外，舆论和其他领域而不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自由职业者的意见是重要的，必须被考虑进去。预见研究希望通过科学与技术专家（供给方）和科技成果的使用者（需求方）之间的紧张对话以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前者倾向于关注未来技术的可能性，但是，后者自然地集中于科技的价值（享受益处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风险）。系统多维的考虑应该为将来的行动达到一个平衡的预见结果和最适当的推荐意见。在预见研究中有各种不同的过程，对特定的主题而言，有些过程比其他的过程可能更适合一些。一般来说，这一过程包括要么从现在到将来获取见解（调查What to Be），要么从将来到现在（规范法What Ought to Be），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技术预见的各种方法论还包括：目标导向法，情景分析法，趋势分析法（专利，科学文化），重大技术分析法，集体讨论和分组讨论法等。

　　技术预见的普及和政策制定有很大的相关性，各国决策者不同的政策形成机制，将使不同国家所推动的技术预见有所差异。也就是说前瞻活动受到科技政策组织和政策决策环境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发展出适当的政策创新意识，同时政策决策环境中必须累积足够的供决策用的技术知识库及一个整合不同参与者意见和互动的平台，前瞻才能对科技政策决策及政策制定的机制发挥影响力。当一个政策决策者对现有的科技决策机制感到不满意时，技术预见的作法较易被接受。这时前瞻的角色，才能超越从资料的产生、演化到意见整合的过程，进而最终成为一个可信度与可靠度高的科技政策形成机制。因此，前瞻活动可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协调机制，而不光是作为提供政策制定参考意见的一个过程。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技术预见主要从事5个方面的工作：[6]科学技术的预测与评估；人力资源的调查和流动分析；产业群及创新体制研究；专利分析；政策评估和计划管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台湾地区第一个科技前瞻计划。

　　预见专家格鲁普和林斯顿(Grupp and Linestone)（1999）认为，随着技术前瞻及预见活动的进行和执行，对技术预见的重要意义有不同的视角：（一）从社会及政治学观点，预见可视为整个社会“协商系统（Negotiating System）”中沟通的手段。由于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想要参与或影响其制定的团体及成员越来越多，预见活动提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可促进政策制定真正适应环境及使用者的要求。（二）从经济及管理学观点，预见可协助国家在研发事务上，对未来需求及现在投资的跨国性基准（Benchmarking）进行比较，激活反馈程序（Feedback）。以往的预测工具，无法适应全球环境的剧烈变动，而前瞻注重和其它国家的基准比较，同时以不同的观点描述未来，可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危机处理能力及适应环境的弹性。（三）从文化观点，预见的再度兴起，似乎和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国家或区域性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的重视有关。因为企业全球化的因素，所以企业可以轻易地在不同国家间移动资源，间接促使经济成为区域间或国家间竞争的重心，也让政府注重创新系统的管理。（四）从国际事务观点：跨国家／区域性的前瞻活动，成为不同国家共同解决国际性问题的一个新机制。虽然这方面的计划大多仍在尝试中，但是区域性组织如OECD、APEC及欧盟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及经验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