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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工人与厂方关系的几种类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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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312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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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出现了几种类型：
1 、集体协约型 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涉及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职工（约 12000 万人）。这些企业的机构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设置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制衡权力，但在人事安排上却与设置的目的相反：公司的总经理有时兼任党的书记，一位没有权力但资格很老的副经理被安排做工会主席，厂长往往又成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理由也很简单：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厂长都是国家的雇员，因此与工人享有同等的参加工会的权利。从近几年集体合同履约情况来看，不少签订了集体合同的企业有如纸上谈兵，有的完全是形式化的东西，有的集体合同中有虚假成份。更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将合同视为一纸虚文，根本不按合同条文办事，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行之。如长春某企业集体合同中规定，行政处分职工时，请工会参与核实、签署意见，工会的意见是最后裁决。但实际情况是：某次处理一位职工时，工会主席提出不同处理意见，该领导不但不听，反而将工会主席的职务免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因此，大多数工会主席对行政违约行为不得不“谨慎”，用他们的话来说：“集体合同的确是带有法律性的契约，但涉及行政责任问题谁敢去对质？还要不要饭碗？”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营企业的主管，依然没有把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作为其首要任务，他们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工人要求维持或增加物质分配的压力上了。在逐渐加大的市场压力下，这些设备陈旧、资金短缺的国有企业，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五花八门的原因——如产品没有市场销路，在贪污腐败作用下资金流向非国有企业，流向经营者小集团的个人腰包等等，加之中央政府财政萎缩，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失业（中国名之为“下岗”）工人逐渐增多，到一九九九年，下岗的阴影已笼罩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头上。政府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始终在一千二百多万这一数目徘徊，而实际上失业工人的总数肯定会远远超出这一数目。 2 、“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这类企业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结成的一种混合体，其中也有些是跨国公司独资在中国开办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工会、党支部和中方经理一起，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对外方合伙人的看法，基本上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对国家的看法差不多，认为他们是提供福利之源。这类企业因拥有足够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且给工人提供比赢利的大型国营企业还要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所以这种企业的工人常常是其母厂工人羡慕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对抗性的。实际上，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不是针对外国雇主，而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就投资总额和企业总数而言，这类合资企业在中国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美国是在中国的第三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但欧美资本加起来也不到全部外资的百分之十。在所有外资企业雇用的七百万工人中，西方合资企业雇用的人数相对较少。 这类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看成是引进先进技术的中介，他们能为中方管理人员提供出国培训资金，或者能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的外国管理学校里，传授人力资源管理哲学基本原理，从而为现代销售和管理技能提供了训练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努力可能会有一定效果，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都已逐渐明白，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双方协商式的、可以成功地凝聚工人向心力的最好的管理方法。
3 、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指的是劳资关系退回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在亚洲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工人们被迫每天连续工作十至十二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三至四分钟时间，且有次数限制。这类工人报酬微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繁，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差，导致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连任何防毒设备都没有，这种事件也经常见诸报端。尤其是在台资厂与韩国人办的工厂里，劳资冲突屡有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深圳、东莞、南海等地，劳资冲突发生率相当高。广东省劳动厅虽然发布过有关劳动保护法，但“东亚龙”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很少认真落实这些法规。 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私人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即使有大胆的媒体闻讯采访报道，他们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干扰记者追踪真相。而每当事态严重时，如一些大火烧死了工人，事后追查时，总是发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根本没有按规定督促投资者装置消防设施。但这类事情的处理，往往在“为了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口下，胡乱了结。在边缘化的工农阶层中，这个阶层是最无助的阶层：远离家乡与亲人，求告无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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