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古生物学的功绩

我国古代曾有不少自 然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地质古生物方面也有许多正确见解，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阻碍，西方关于现代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直到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才由许多为了寻求救国道理的先进分子，在向西方学习中，传播进来。随之，我国对于化石的认识也比过去有所深化了。

这里要提到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

（1881～1936年）。他不仅为我们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鼓舞我们永远进击，继续革命，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宣传自然科学、讲述生物进化和发展的重要著作，其中有好些就涉及到地质、化石的文章，今天读起来，还使我们感到有无比兴味。鲁迅对于我国近代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少年时代的鲁迅就酷爱自然，在“三味书屋”念书的时候，经常到“百草园”里观察昆虫和花草树木的形态和生活状况。课余时间里，他经常阅读有关生物和地质方面的书籍，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尤其有一次，他从远房叔叔那里借到一本专讲花卉植物的《花镜》，曾使他爱不释手。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那时候，他还很爱读《山海经》，得到书时他喜出望外，百读不厌。

1898年，鲁迅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又转到矿务铁路学堂。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自然现代科学，“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呐喊·自序》）。当时，正值维新浪潮席卷全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向封建社会旧文化宣战的时候，本来就对反动统治、对做八股文恨透了的鲁迅，对这些自然科学感到非常新鲜，觉得津津有味。有一天，他跑到城南，花了500文钱买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回到家里，一口气读下去。从此，鲁迅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吸取了其中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因素，相信生物在不断进化，人类社会也会向前发展，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一定会发生变革，出现新生。

在这段学习时间里，他非常重视野外的实践。经常在南京郊区青龙山一带研究地质，采集矿物和地层中的各种化石标本，装在木匣内，每次放假，还带回家去。这为他以后撰写有关的文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3年，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了，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有关各地质时期的古生物特点及其演化关系。指出：“石类既少至多，生物亦由简以进复。”说明整个自然界不管是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是由简单向复杂运动着，发展着。在叙述各地质时代的生物面貌及其特征时，文字非常生动——用文学的语言阐述了许多科学道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易忘记。例如提到侏罗纪与白垩纪的生物界面貌时写道：“至诛罗纪，而诡形之龙类……跋扈于陆地，有齿之大鸟（始祖鸟）飞翔于太空。盖自有生物以来，未有若斯之瑰奇繁荣者也。且菊石、箭石之属，亦大繁殖，其遗脱（化石）遂造成白垩纪之地层，即学校日用之垩（粉）笔亦此微虫之余惠耳（留下的好处）。至白垩纪时，生物界乃大变革，旧生动植，或衰或灭。而真阔叶树及硬骨鱼兴。”

1907年出版了《中国矿产志》，在第四章《地层之播布》中同样地讲述了我国地史与古生物情况，例如在提到古生代初期时写道：“又次之太古层中，得三叶虫之僵（化）石，三叶虫者，动物之高等者也，按进化说，则劣者必先，优者必后，故意者尔时亦非无至劣动物，生活其间，特遗脱模糊，莫能辨识耳。”鲁迅先生告诉我们：三叶虫是比较高等的节肢动物，按生物进化来说，低等者出现于早期，高等者出现在晚期，但在寒武纪时出现了较为高等的动物，由此推想，当时并不是没有低等的动物，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坚硬的甲壳，化石保存不好，所以见不到了。当我们读到这段言简意赅的阐述，对鲁迅所作的关于化石保存特点与生物进化间的辩证关系的解释，是多么信服和敬佩啊！

同年，他还写了一篇《人之历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着力地介绍了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这对进化论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的贡献。因为海克尔认为：个体胚胎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因此，从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就可以看见生物进代的历史过程。海克尔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为此，列宁曾经高度地赞扬海克尔：“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鲁迅先生选择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加以宣传，正说明他对于进化论有深刻的了解，也说明鲁迅先生注意吸收这一学说的革命内容。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鲁迅先生旗帜鲜明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论述在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历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的过程，揭露唯心论的极端荒谬和阻碍进化论学说发展的罪恶。例如，一开头他就指出了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两种不同见解，实质上是反映了进步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国迩（近）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口头禅），喜新者（赶时髦的人）凭以丽其辞（装潢自己的文章），而笃古文者（顽固守旧的人）则病济人类干猕猴（认为人和猿猴归于一类不光彩），辄沮遏（反对）以全力……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听到宣传新思想）而疾走，固无足异矣。”

文中还恰当地评述了几个著名的生物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的功过，例如对林奈创立“双名法”表示肯定，而对他的赞成神创论则予以批判：“虽然，林奈于此，因仍袭摩西创造之说也。”还指出林奈是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者。对居维叶的解剖学研究、古脊椎动物的研究给予肯定，而指出其灾变论“其说逞肊（全凭臆测），无实可证。”是主观想象的胡诌。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表示高度赞赏，等等。

此外，鲁迅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给化石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留迹石中，历无数劫（年代）以至今，其形也然可识，于以（这样就可以）知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大自然）之历史，自泐其业于（由它本身自己留给）人间者也。”

1926年11月11日夜，鲁迅先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还提到生物演化时都会出现过渡的中间类型：“动植之间，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从这段论述中，表明鲁迅先生对生物由量变到质变以及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是有其深刻的理解。

1934年8月，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还提到生物绝灭问题：“……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文中的“专化”，就是现在生物学中的用语“特化”，鲁迅先生说明了生物绝灭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因素，内因又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一旦内因和外因失调时，生物就会走上绝灭的道路。这一看法，完全辩证地解释了生物体生长过程中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虽然鲁迅先生一生中由于同反动派战斗的需要，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学写作上，但他对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论述（以上列举的仅是一小部分）是极为精辟的，如果把我国近代古生物学的发展史翻阅一下，鲁迅先生不愧是现代我国古生物工作者中的先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