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我们的父亲老舍先生百年诞辰的此时此刻,我代表母亲,以及姐妹们，首先对与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以及纪念座谈会的主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说的热情真挚的话。这些话一定会使老舍先生在天之灵感到安慰，感到宽心。55年前，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曾经发动在大后方的朋友们为老舍先生庆祝45岁生日，大家对他说了许多称赞他的好话，称他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座丰碑”。轮到他讲话时他已泣不成声，只喃喃地说了一句话：“我要跟车夫和木匠一样，写下去，写下去。”或许，今天诸位的话，又要使他落泪了，一种欣慰的百感交加的泪。
面对今天各位对老舍先生做出的评价，做为家属,我们也想谈谈我们眼中的先生,或许是对各位的一点小补充，如果说得得体，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孝心吧。
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一位极端负责的人，他非常敬业，非常主动，不干则己，干就干好，甚至尽善尽美，全身心地投入。早在他19岁的时候，他刚师范毕业，担任小学校长，就因工作刻苦努力，成绩卓著，由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很快被公推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小学部委员，并被提升为收入相当丰厚的劝学员，还担任由教育部直接任命的只有政府官员能担任的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员。当他到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他已是知名的小说家，可是他却整天坐在图书馆里认真地准备教材，写讲义，只是到了寒暑假才赶写小说，基本上一个假期写一部长篇小说，连年如此。抗战发生后，他被推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一开始他坚决推辞不就，说自己爱清静，怕见生人；可是，一旦他答应了，立刻不辞劳苦地到处奔走，受了委屈往肚里咽，忍辱负重，苦苦地扛着“文协”的大旗，坚持团结抗战，坚持走普及文艺的路，当一名尽职的文艺小兵。正像他在入会誓词中所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实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一位待人极端热忱的人，他眼睛永远向下，正像他为自己起的名字“舍予”一样，狠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别人。他愿意和别人分享他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钱，他的衣裳，他的知识，他的喜怒哀乐。在他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期间，他干了许多不是分配给他的，而他自己“找”来的事。看见国画家过不去年，他把钱分成一个个小红包让夫人挨家送上门去。看见街上的盲艺人混不上饭吃，他建议市长为他们办学习班，他自己带头为他们上课，然后分配他们去当伴奏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他甚至建议一时找不到房子办公的“民研会”上他家，那个他自己买的小院子里去办公。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头一句话说“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而他自己却不愧是“一切普通人的朋友。”
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一名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他非常自谦，老说自己没有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老说自己这不到家，那不成功，永远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写了小说，又去推动曲艺改革，再去写话剧，最后又去推动歌剧，老在那里移植，杂交，发明，创新，几乎没有一种文学形式他没碰过，一会儿大土若洋，一会大洋若土，总在折腾,总在攀登,在真诚的谦虚精神下,有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雄心和大胆识。他爱国、爱民族大家庭、爱家、爱孩子、爱故乡、爱新社会、爱一切传统中优秀的东西，而且几乎样样“门儿清”，文艺双全。他外表幽默诙谐，内心极为严肃；他外表随和热情，内心却有严格的界限；他一方面能吃苦受怨，什么都可以将就，另一方面性格倔犟正直，敢做敢当，宁折不弯，关键时刻把骨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和他的穷人出身特别有关系，他的清贫的童年常常使他在生涯前50年冷眼看世界，有一种忧郁的冷静和一种疾恶如仇的悲愤,在生涯的后17年则有一种翻身的狂喜和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责任。
当老舍先生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向他可爱的三岁的小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这句话或许表明了他对未来的寄托和希望。今天，我们真的可以用这句话回应他，我们真的在他的书里、在他的戏里再见到他，他一直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老舍先生，我们一齐对你说：“我们大家都爱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