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时期的革新家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要求我们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注1）郭沫若是努力这样做的，他在《十批判书》中总结孔子的一生说；他大体上“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注2）文革后出版的一些书，如匡亚明《孔子评传》、张秉楠《孔子传》等，也总结了孔子的一生，他们一扫“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否定一切，胡乱上纲这种荒谬的歪风，实事求是地总结孔子学说这一中华优秀的文化遗产，恢复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本来面目。这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某个历史时期，少数人可能凭借手中的权力遮人耳目，得逞于一时，却无损于真理的光辉。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孔子思想是有无限生命力的。但是，看了这些评介后感到意犹未尽，想着重从孔子是春秋时期勇于实践的革新家这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孔子名丘，生于我国春秋后期（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那时奴隶制衰落，文化下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孔子站在时代最前面，革故鼎新，大胆创立新的学说，倡导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与当时各家学说相比较，孔子学说的革新内容更广泛、更深刻，影响也更深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才被尊为儒家的创始人。三百多年后，司马迁评论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注3）这个评价是公道的，古代圣贤中孔子排在第一位。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高举“仁”字大旗，上写“仁者爱人”。“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是最根本的革新，也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突破“礼不下庶人”的框框。创建了中庸这个方法论。

　　“仁”字是春秋时期出现的新名词 。不过，那时仁只适用于贵族内部和亲属之间，强调“亲亲为大”（注4）“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此后引述《论语》中的记述，只注篇名）孔子则突破了这个框框，赋予仁以新的含义。他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从而恢复了奴隶、劳动者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多么光辉的命题！它顺着奴隶解放的潮流，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有两个例子证明这一点。一是孔子家中马厩失火，他从朝廷回来，问：“伤人乎？不问马。”（乡党）二是孔子痛恨奴隶社会的殉葬制，并痛恨以俑代替奴隶殉葬，气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注5）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里的一就是“仁”。他全面地论述了“仁”的本质、表现形式和实现的方法，仅在《论语》一书中就有58章109次谈到“仁”，“人”字也出现162次。郭沫若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也就是人的发现”，“这也是划时代的新思想。”（同注2）孔子论述仁，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论述怎样做人，极为丰富。有三句话：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孔子说是“可以终身行之者。”（卫灵公）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他说这是推已及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三是在生死关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三句话言简意赅，奠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开辟了人类广阔的道德精神世界，流传千古，当今光彩照人。

　　在孔子看来，仁是人类全部美德的总称。因此，他针对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还赋予仁以不同的解释，极大地丰富了仁的内涵。一次，子张问仁，孔子答：恭、宽、信、敏、惠。“（阳货）樊迟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一次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里木是质补，讷是慎言。一次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很简单：“仁者，其言也訒。”司马牛不理解，孔子解惑：“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因为司马牛“多言而躁”，孔子是针对他的缺点讲的。

　　孔子论述仁有明确的是非界限，爱人是仁，恶人也是仁。恶个别坏人是为了爱大多数人，他强调“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里仁）这里爱与恶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衡量爱恶的最高标准。他在政治上倡导“尊五美屏四恶”，（尧曰）对“惠而不费”等五种有利于人民的好政策，他赞成，对“不教而杀谓之虐”等四种有害于人民的坏政策，他主张屏除。一次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答；这样做何止是仁呢？那是圣人呀！连尧舜都难做到呢！（雍也）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子路和子贡二人认为管仲不仁，原来召忽和管仲都是齐国公子纠的家臣，后来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君位失败了，召忽忠于公子纠而自杀，管仲没有自杀，反而归服齐桓公，作宰相，成就了霸业。孔子不同意二人的看法，他认为判断仁与不仁应该看大节，看是否对人民有利，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事，管仲之力也！”这就是仁呀！还说：管仲匡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人民恐怕今天仍然会像一些民族那样落后呢？我们岂能象匹夫匹妇那样固守小节小信，在山沟里上吊自尽也没有人知道呢？（宪问）联想到此前孔子斥责管仲不知俭，又不知礼，（八佾）这时又赞扬管仲仁，这就树立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作了勇于自我批评的范例。

　　孔子在礼方面的革新，是把仁引入礼，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孔子以前，礼分祭祀之礼和确定人们尊卑贵贱、长幼之序的礼，孔子立意把二者分开。对于祭祀鬼神之礼，他尽量淡化，自己不谈论“怪、力、乱、神”（述而）。祭祀时表现的是敬，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为政）这样做在迷信盛行，事事都占卜吉凶的古代是十分勇敢的。对于祭祀祖先或丧葬之礼，孔子重视内心的感情，不拘泥于形式。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八佾）意思是说，与其花许多钱讲排场 ，宁可节俭；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内心悲痛。还有一件事说明孔子的革新精神。过去举行丧礼时人们要戴着用2400 缕麻线织成的孝帽，花费大；后来人们改用丝织的，节省了。孔子表示赞许：“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对于人际关系之礼，孔子则着力把仁引入礼，从而把礼从对神灵的膜拜引向对人类伦理道德的追求，走向人生哲理的探究，给礼带来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确定仁为本，礼为用，礼依附於仁，要为仁服务。一次子夏问礼是在仁之后才有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礼的本质，孔子很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八佾）意思是能够理解和阐发我思想的是子夏呀！

　　春秋时期曾发生弑君36次，亡国52个，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认为治乱世，必须恢复礼。不仅君王大夫要守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而且要使礼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成为维护社会安定的准则。这就是为政以德（为政），即以德治国。孔子总结历史的经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即单靠行改命令和严刑峻法治国，老百姓只是避免惩罚，但不懂犯罪的可耻；如果引导人们修养道德，以礼来约束自己，老百姓就会懂得做坏事可耻，自己去纠正错误，这样可以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治为主治理国家。从而突破“礼不下庶人”的旧典。

　　怎样以德治国，以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呢？孔子认为首先要正名，人们在社会所处的地位、称谓，有各自的内涵，既具有相应的权力，又有相应的义务、责任。孔子谈为政之道时，答齐景公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答鲁定公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在《大学》里还记述有：“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君臣父子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君对臣，以仁、礼为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臣才会对君忠、敬。这具有朴素的民主精神。但是，后世的儒者以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为代表顺应专制帝王的需要，硬把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绎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篡改为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的主奴关系，并诡称这是“天意所定”，甚至胡说什么：“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等等实大悖孔子学说的文字与精神，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假孔子，这种种流毒使人民饱受专制之苦，也使孔子受到重大屈辱，其至遭遇“打倒孔家店”的厄运。

　　怎样做到仁呢？依孔子的论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二是如何做的问题，或者说怎样衡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克已。“克已复礼为仁”（颜渊）。如果你愿意，只要克制私欲，遵守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礼就可以了，这是仁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到仁是很容易的，仁就在你身边。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做到仁，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可以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样，孔子把克制私欲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又联系在一起。今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私自利对社会的危害，歌颂着以张思德、雷锋为代表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的英雄。第二是实现仁的方法。孔子晚年形成了中庸这一光辉思想，也是一大创新。中庸是方法论，也可以称作思想路线，它是实现仁、礼的基本方法。中是不偏左，不偏右；庸是常道，指仁和礼等等。中庸是指在实行仁、礼时执中不偏，讲的是一个度。子张平时注重宏观价值，有些好高骛远。子夏则注重眼前利益，考虑问题细致精微。孔子认为二人都偏离中道，一个过了，一个不及，有弟子问过比不及好吗？孔子答“过犹不及”（为政）二者都不正确。毛泽东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这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是“孔子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注7）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实行仁时不是死抱教条，而是能够审时度势，认清主流、大节，选择最佳方案，强调“君子而时中”（同注4）孟子称赞孔子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那种“圣之时者也”（注8）孔子还谈过中庸的最高境界是“权”，十分精辟。他说：“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子罕）意思是说有些人可以一道学仁与礼，但不一定能正确理解；有些人可以一道理解，但不一定能共同坚守；有些人可以一道坚守，但不一定能通权达变，获得最终胜利。他认为只有善于通权达变，才能真正理解和实现理想。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一个极其通俗的解释，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注9）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革命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为形势变了，有些理论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注10）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遵循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千百次地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中庸”、“时中”和“权”等，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

　　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这方面的革新是把仁引入政治，要求君王实行仁政。高呼“政者正也”。主张“举贤才”，是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士卿制的突破。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政治是贵族的政治，他们只想着自己家族的富贵，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贵族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他们与百姓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孔子则把仁引入政治，指出政治应以爱民为本。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尊五美的第一条就是“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孔子任鲁国代理宰相时，谈自己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也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政者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幸福欢乐，目的是“近者悦，远者来。”（子路）这样的当政者就“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意思是为政以德的当政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群星环绕拥戴它。

　　当政者要做到北极星一样受到拥戴，就必须自身正，事事作表率。这也是孔子在政治方面一项根本的革新。他说：“政者正也”。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也，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其正人何？”（子路）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呀！正，是无声的命令，无形的文件。反之，上边发布多少政令，印多少文件，政令也不会通畅，甚至下边依然故我，走歪门邪道，正所谓上樑不正下樑歪！孔子晚年归鲁后，被当政者的厚敛重赋所震撼，他再次告诫当政者要正，在爱民和正己方面作表率。季康子三次问政，孔子都回答要作出表率。第一次答：“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第二次问如何防盗，孔子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第三次问可否杀掉坏人，亲近好人。孔子答：“子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杀！”（颜渊）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君王和政府各级当政者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是“正”。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忠君尊王”，是孔子思想中的糟柏，这是将孔子的“忠”误解了。如果我们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考察孔子的言行，自然会作出正确的评价。什么叫做“忠”，忠是真诚的意思，孔子解释为“勿欺也，而犯之。”(宪问)意思是说真话，千万不可为了荣升而媚上，把丑的说成美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欺骗君王。当君王犯了错误时，要敢于犯颜直谏，千万不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把意见埋在肚子里。所以孔子说的事君以忠是以君实行仁道为条件。他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自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泰伯）对于君王他坚持原则，不会为了个人名利而求官，跑官，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正因为这样，孔子虽然想作官，“待贾而沽”（子罕）但并不得志，直到51岁才作了鲁国的一个小县官，他将仁政付诸实践，只一年“四方诸侯则焉”。后升为鲁司寇，代理宰相等，达到他仕途的顶峰。后因政见不和，56岁时被迫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那时各诸侯国图强争霸，对仁政不感兴趣，不肯用孔子。他颠沛流离14年，或被冷落，或被大臣赶走，甚至加害于他；又在陈蔡绝粮，四处奔逃，“累累若丧家之狗”。有的隐士讽刺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司马迁曾记述孔子弟子这时期的感受，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颜渊接着说：“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同注3）孔子欣然大笑。孔子也曾一度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悲叹：“甚矣，吾衰也！”（述而）“吾已矣乎！”（子罕）但他“不怨天，不尤人”（宪问）奋斗不已，直到68岁时返回家乡办学、整理古籍，继续宣传仁道。从孔子的一生看，他是忠实推行仁政的实践家，光明磊落，与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忠君尊王的奴才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的基础的世禄制逐渐衰落，贤人政治兴起。孔子在这方面也有重大的革新，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知贤，知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注11）推举贤人是、智、仁、义三全的大贤人。孔子38岁时听说魏献子举荐贤才大加赞赏：“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对鲁国大夫臧文仲不举荐柳下惠则责之为“窃位者与？”（卫灵公）孔子总结了历史经验，说舜有臣五人，周武王有臣十人，而天下治，感叹：“才难”！（泰伯）对举贤才孔子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说明：“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为选用正直的人，能使邪恶的人改正过来。子夏对这句话解释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那么，怎样举 贤才呢？孔子认为第一步是知人，知人才能善任。知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即不仅要了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走过的道路，还要细心观察他的兴趣与爱好，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那些“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者，是通达的人；而“色取仁而行违者”只是徒具虚名而已。第二步，“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卫灵公）要考察一个人的真才实学，量才录用。即“其使人也，器之。”（子路）他还批评那些死读书不懂得应用的人。第三步是全面考察，看大节，“赦小过”（子路）“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孔子还告诫人们：考察人要耐心，有时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革新是大办平民教育，倡导“有教无类”，通过学校传播仁道，突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现象。教学中注重全面发展，坚持素质教育，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律和学习方法。

　　春秋前，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文人流散四方，一些有识之士兴办平民学校，突破了贵族学校的旧架构，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孔子青年时已参与办学，自述“三十而立”，即办学有成。他在办学过程中提出“有教无类”（卫灵公），“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马。”（述而）即十五岁以上自己可以束发的孩童，不论贫富，都可以来上学，这样贫穷的曾参、颜渊、子贡等都成了孔子的弟子。有人问孔子的门人何其杂也。子贡答：“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孔子一生办学，累计有弟子三千人，这对旧社会的私塾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功绩！

　　孔子教学的内容是“文、行、忠、信。”（述而）文是文化知识，行是社会实践，忠信是品德。文的方面有诗、书、易、礼、乐和春秋六经（后乐经佚失世称五经）。孔子重视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里兴是联想力，观是观察力，群是群体观念，怨是讽刺力。还说一个人不学诗就无法继续前进了，“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书是历史，如夏书、商书、周书等，所谓孔子祖述尧舜，言称文武，都是说他从这些史书中寻章摘句。孔子还重视易经，“韦编三绝”。孔子传授的礼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礼。乐是音乐，孔子重视乐，评论也多，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春秋是以鲁国历史为主的史书。孔子在办学过程中，边讲授、边继续收集整理这六经的资料，晚年归鲁后全力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他修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中，突破了以前史书只记言记事不评论的惯例，开历史先河，又是一创举，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同注3）孔子办学进行这些教育，可以称得上是古代门类最全的文科高等学府。行是指孔子传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都是社会实践活动，如习礼、乐器演奏、射箭、驾车、识字与书写古篆字等和计算。这些又与孔子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有关，弟子也敬佩老师多才多艺。忠信是品德方面的教育，孔子十分重视，如仁，义以及论述君子与小人的谈话等，实际上《论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道德教育。文行忠信这四方面合起来，称得上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也可以说是春秋时期的素质教育。

　　

　　孔子总结的教学规律和学习方法是：

一、 学而不厌，博学多闻，提高学习自觉性。

　　《论语》首篇的第一章就记录了孔子的教导“学而时习之”，他告诫弟子学习要“发愤忘食”（述而），更要多闻多问，“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我们平时说学问，学问。问即是学，孔子自己是这样做的，他曾问礼于老子，问鼓乐于师襄子，求教于郯子等。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孔子经常启发弟子学习的自觉性，他强调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说：“十宝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一次他对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是孔子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富哲理。一个人主观上虽然有仁、智、信、直、勇、刚的良好愿望，但他不努力学习，客观的结果可能是呆傻愚钝、放荡不羁、受骗上当、言语尖刻伤人，闯出乱子、狂妄逞强。有人好奇地问：孔子博学多才，怎么没有听到他的老师是谁呢？子贡答道：“圣人之道在人间流传，我的老师在哪里不都是在学习吗？”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说明孔子学而不厌，博学多闻。

二、 鼓励独立思孜，论述学与思的辩证法。强调学以致用。

孔子在教学活动中，认为学习是基础。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但是，学习后要思考，思考是消化吸收，二者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因此，他在教学中实行启发式教学，培养弟子判断推理的能力。他坚持“不慎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着重指出“绎之为贵”，（子罕）分析鉴别才是可贵的。孔子对子贡善于思考很赏识，一次孔子对子贡的提问作了深一层的阐释，子贡又问这样做是不是诗经上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呢？孔子高兴地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在学习中只是接受，从不提出疑问，孔子有些不满地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说同悦）为什么孔子特别注重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呢？答案是为应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是批评一些人只是读死书，死读书，在社会实践中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书读的再多也只是一堆没有用的书本知识。

　　三、 了解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因材施教。

　　孔子弟子的出身和年龄差异大，他注意了解每个弟子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不同的弟子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不同的。颜渊、仲弓，司马牛同样问仁，孔子的回答因人而异。子贡、子张问政，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一次，子路和冉有都问：听到了就去办吗？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听到了怎么能就去办呢？对冉有说：听到了就要去办。有的弟子疑惑不解，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原来冉有平时顾虑多，遇事畏缩不前，孔子鼓励他大胆去做。子路胆大，遇事考虑不周，孔子就给他吹吹冷风。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的批评多一些，有时还很严厉，如“野哉”、“佞者”（先进）等，但是非分明，有批评，有表扬、曾说过：“由也好勇过我，”只是不善于审时度势（公冶长）。正是由于孔子在教学中因材施教，所以教学效果好，弟子贤人72，分类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当有人向他了解弟子的情况时，他答：“由也，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有人问子路，子贡、冉求可以从政吗？孔子答：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都可以从政。

　　四、 良师益友，弟子楷模

　　孔子以德育人，整部《论语》都在讨论怎样做人，除记述仁、礼、智、勇………外，还有50多处谈论君子。孔子论道德的名言，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对金钱万能论者也有某些警示作用，至今掷地有声。比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耻其言而过其行”（子路）……等等，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处处为人师表，时时作出表率，二千多年来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孔子对弟子既严格要求，又诲人不倦，关爱备至，将自己的爱心全部奉献给弟子。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从夫子那里听到什么特殊的教导吗？孔鲤说：“一次从父亲身边走过，问我学诗没有，他告诉我：”“不学诗，无以言”。一日又问我学礼没有，说：“不学礼，无以立”。只听到过这两点。陈亢很高兴，对人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即孔子对儿子不偏爱。有的弟子也有类似疑问。孔子表白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予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孔子71岁时，颜渊病故，他很哀恸，叹日：“天丧予”！（先进）72岁时子路迂害，孔子去祭奠。两个最喜爱的弟子去世，孔子悲恸，也病倒了，第二年即离开人世。教师关爱弟子，弟子哀恸老师，皆服孝三年，有的在冢旁盖茅屋，守孝六年，表明师生情意甚笃。

　　孔子的伟大在于革新，在于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要求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称得上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

　　孔子是伟大的革新家，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永垂青史。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二千多年前，他不可能彻底摆脱天命论的影响，对鬼神也只是敬而远之，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认识也没有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这些我们只能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来考查。孔子一生时时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确实象郭沫若所说的那样：“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注2）”并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自述“六十而耳顺，七十则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他一生憧憬的是尧舜时代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不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12）这是说 一、国家姓公，不是私有的家天下。二、社会平等，人人友爱，没有歧视。三、物尽其用，挥霍浪费可耻，不为个人聚敛财富；劳动光荣，好逸恶劳可耻，不为个人名利奔波。四、社会安定，没有奸谋欺诈，没有盗贼暴力，夜不闭户，天下太平。孔子这些话既是对唐虞世的怀念，又是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不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吗？但是，这些都过去了，到商、周时代，兵战迭起，虽有“城郭沟池以为固”，却能“礼义以为纪” 这是孔子力促近期实现的“小康”。（同上注）孔子一生关于仁礼等论述，都是为了他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这其中虽然有许多空想的成份，在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是一种乌托邦，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其中许多内容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的知识与子，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贵族”知识与子，更不是什么“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拉着历史倒退的人。”（注17）列宁曾经说过：“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对马克思列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注13）在中国，有孔子这样的人民知识分子，在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富有革命思想的哺育下，也出现了岳飞这样“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留下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英烈的名言。在“勿欺也，而犯之”这样忠君爱国思想的哺育下，又出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和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徵……，近代又有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奋斗目标的孙中山。这些也都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份光荣的遗产，又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在实践中大大发扬了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培养出千千万万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大力总结，承继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与今天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从青少年、从儿童抓起，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于以德治国必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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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

注2：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注3：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注4：《中庸》

注5：《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注6：《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注7：《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7页

注8：《孟子·万章章句下》

注9：《孟子·离娄章句下》

注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28页—229页

注11：《圣人哲学·孔子的智慧》138页

注12：《礼记·礼运第九》

注13：《中国辩证法思想史》

注14：《列宁全集》第一卷 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