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回绝吴宓

　　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则是一个十分自傲和自负的“狂士”。司马长风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中说，现代中国作家中，有两个狂人。一个是无名氏，另一个就是钱钟书。无名氏狂在志趣，野心太大，狂得严肃认真。而钱钟书狂在才气，汪洋恣肆，敢于评天判地，酷似古代的庄生。

　　1929年，钱钟书以国文、英文特优，而数学只有15分的成绩获破例考入清华大学。钱钟书到清华后，立志“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清华，他勤奋刻苦，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参加学生活动。他的同班同学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回忆说：“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具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钟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著名学者吴宓曾对其有一段很高的评价：“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宓的这一称赞，使钱钟书便因此而获得了“清华之龙”的雅称。

　　1933年夏，钱钟书即将从清华毕业，外文系的教授吴宓、陈福田等都对其做工作，挽留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而钱则一口予以回绝，且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期间，清华大学在文史方面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教授，如文学家朱自清，哲学家冯友兰，版本学家赵万里等，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一代大家。但钱钟书却并不屈服于这些权威，他时常会在谈话中批评和纠正他们的一些失误，见解之独到，论断之深刻竟使这些大家对其刮目相看。据说，在清华，文史方面的几乎所有专家都被钱钟书品评过一番。

　　1923年，北大教授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在当时可谓是新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一时好评如潮。钱钟书在读了这本书后，发现其中有不少的错误，便立即发表文章，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周的这一著作。钱钟书的这篇文章，直刺周作人的痛处，使得周作人无可辩驳，十分难堪。

　　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影响颇大。而钱钟书对此很是瞧不上眼，他写了一篇《说笑》，直接针对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语言辛辣，极尽嬉笑怒骂之“狂气”：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是因为脸太长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