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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对《论语》的一场喜剧性解构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4 7:35:00  文章录入:蓝星  责任编辑:蓝星

    于丹笑了,不知孔子有没有笑,孔子如果笑,一定笑得有点苦涩。
  于丹的讲座很火,根据讲稿印的书卖得很火。听于丹讲座的听众,看于丹讲稿的读者,都在于丹笑呵呵的指引下,把目光投向了孔子,投向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穷途末路、两千多年来声名显赫、两千多年后倍感冷落的老年智者。在这样的听众和读者面前,薄薄的《论语》,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些沉重。他们未必拿正眼瞧过《论语》,关于《论语》的全部了解,可能就是初中的《〈论语〉六则》,或者再加上高中的《季氏将伐颛臾》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回,于丹摆开架势,要给大家讲一回《论语》了。于丹是教授,是北师大的教授,而且还曾是古代文学的硕士,大家带着亲聆教授讲课的虔诚,走进了“百家讲坛”,捧起了《于丹〈论语〉心得》,找到了大学听课的感觉;而且,听得意兴遄飞,读得意惬心悦,激动之余,忍不住要追撵始终微笑着的于丹,甚至于忍不住要拥向于丹背后那正苦笑着的孔老夫子了。
  我没有看过于丹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但我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1版)。这本150多页的书,印得天空地阔,疏可跑马,除去后面附录的《论语》全文,细心的读者,曾替于丹算过,全书共总只有6万来字。拿这6万来字,就敢卖人家20元,足见了于丹与出版社的自信,事实也证明了这种自信的可信。书,始终火卖着。听说,于丹还要继续讲,讲的可能是《庄子》,这回是不是该轮到庄周这漆园小吏苦笑了呢?不得而知,拭目以待吧。
  在这么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于丹的胜利,首先是《论语》的胜利。凭着一部《论语》,能从超女掳走的观众中,拽回几个人来,这就是于丹的能耐。近十年书市卖的所有跟《论语》搭边的书,加在一起的数量,不一定有《于丹〈论语〉心得》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说,于丹堪称是当代普及儒学文化的第一人。可我依然觉得,于丹身后的孔老夫子笑得有些苦涩。倒不是说孔夫子会怪于丹将他15000多字的《论语》附在后边,却不会给他分一个子儿的版税;而是《论语》被于丹这么一说,几乎也就不能再叫《论语》了。古往今来,把《论语》说得太沉重,太庄严,太微言大义,随便逮着字儿就能抠得连篇累牍,弄得最后“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肯定是对《论语》的解构,正是这么一种读法,让读者见了《论语》,敬而远之,畏而避之。但像于丹读《论语》,读得这么轻松,这么轻佻,这么机趣横生,随便一个由头就能拽出古今中外一大串哲理故事,最后煲成一锅普世版的“心灵鸡汤”,这恐怕也是一种解构,是对《论语》的一场喜剧性解构。
  《论语》是否真如于丹所说,它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既对,也不对。在孔子看来,“克已复礼”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心灵应该是快乐的,否则,他就不会对曾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表达“吾与点也”的赞赏态度;但在孔子那里,这种心灵的快乐,是一种臣服于等级的快乐,是臣服于礼数的快乐,是臣服于雷池一步不可逾越的快乐,未必就是“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但在于丹的“心得”里,它几乎可以等同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了。
  于丹为了完成自己的“六经注我”,有时牵强到常理都不顾。譬如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什么最重要,孔子讲了三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二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三是百姓要有对国家的信仰。子贡问了,要是去掉一项,能去什么?孔子说,那就去掉兵力。子贡再问,要是再去一项,去掉哪项?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了。其实,孔子并不傻,要是兵力没了,粮食没了,百姓对国家还能有信仰吗?道理很简单,如果百姓对国家真有信仰,兵力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所以,信仰是很重要的。但被于丹的花舌一转,孔子的这番道理,竟成了这样的意思:“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再一转,就转到时髦的“国民幸福指数”上。而且,还转成了这样的关系:“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和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于是,《论语》就成了一部“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的行动指南。其实,即使孔夫子也不会认同,如果真的离开了“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还有所谓“心灵的快乐”可言。孔子的“安贫乐道”,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赞美,都植根在对道义的坚守上。穷且益坚,绝不意味着“欲坚必穷”。真正代表孔子财富观的,也许应该是这样的一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第八》)该穷的时候,要穷;该富的时候,要富。这样的“心灵快乐”,才是孔子所期待的。
  如此说来,于丹的成功,只是一次学术媚俗的成功。《论语》被切割成七个为人处世之道,每三二段语录后面,就是一串串流行的哲理小故事。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孔子,不是《论语》,而是这二十多个小故事。走进书市,当下最热销的书里,有一种就是形形色色的《小故事·大道理》。其实,《于丹〈论语〉心得》不该放在《论语》书堆中卖,倒该放到那一堆《小故事·大道理》里去。不信,拿掉了这二十多个小故事,《于丹〈论语〉心得》怕只剩下几十条干巴巴的说教了。
  但于丹偏就成功了,公众又一次走近了孔子,虽然于丹把孔子定位为两脚落地的“圣”,但公众在于丹的带领下,毕竟是带着敬仰与善意去的。这让人想起三十年前,也是由几个学者带着,走近了孔子,那却是带着仇视与敌意去的。那回要把孔子踩到脚下,这回却要把孔子捧到天上,虽然孔子的际遇冰火两重天,但在文化的类型与意义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被学者领着去的,都不是从《论语》文本出发的,虽然一次是悲剧性的解构,一次是喜剧性的解构,但接近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孔子恐怕只能再一次露出苦涩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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