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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扑朔迷离的文
英国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篇《荒原》首次公诸于世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读，即便是他艺术上的挚友也只能说：我看不懂它，但我能感觉这将是一部划时代的杰作。非常相似的是，30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天宇上“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也“骄傲的捧出辉煌”的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首发时，国文大学的文学院教授竟也“承认他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1），而今《九十九度中》复出文坛，再次令二十一世纪的莘莘学子们一头雾水。
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2）。《九十九度中》展卷就有一个标题确解问题，一般人止于“气温炎热的夏天”的粗略理解，很少去考究“九十九度”乃华氏计温、相当于摄氏37.3度的物理意义。这种数字化的不完全命题，一开始就制造了悬意，给接受者留下了空间。《九十九度中》有很多情节，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主人公，这使得它完全不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熙攘都市，车水马龙，街头巷尾，雅座庖房，时远时近，忽断忽续，大都市的一切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都被作家的视线一一扫过，笼为一体，再剪辑成一幅幅流动的画，虽有“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的心”的情感旋律，但又不具现代派文学意识流的特征。游移的视点带来的画面快速切换扰乱了由小说到读者的意识转化的传统流程，初读时你不知道小说物之所指，情以何移，充其量只觉得它很美，所有的文字都空灵剔透，所有的话语都轻盈秀逸，你仿佛突然走进一间奇妙的水晶宫，眼睛为之一亮，想要继续探得骊珠，却又迷不知所之。
《九十九度中》以前的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多数情况下或写上至贵族老爷下至车夫奴隶均仰慕的故事，或写志识阶层无私无畏的革命行为，好象离开了这些强势群体的典型事件，便会“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这一文化积习使一般读者失去了对小说艺术的深层追想，从而对林徽因这类新的小说样式感到困惑。赞同心理距离说的美学家们认为“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现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到适当的距离以外去看”（3），如果没有这个距离，“丰富华严的世界除了多是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4）。传统的小说是把读者置于接受者的角度上，一切都按既定的可以理解的关系去处理，读者不必花太多气力就能了然故事中的一切——由于距离太近，“实用的动机压倒了美感”（5）；激进的现代派们又视小说为非理性的游戏，常常把读者诱困在文字游戏的原始森林中。林徽因将艺术定位在与现实保持若即若离的黄金距离上，在传统的写作中注入现代主义的灵性。她的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既不是旧式小说的坚硬稀粥，也不是现代极端非理性的西式套餐，而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艺术营养。
打散重构的画
林徽因采用了现代建筑上“打散重构”的原理作为《九十九度中》的结构方式。“打散重构”是现代造型设计的艺术用语。它的含义是：先对原有形态进行科学分解谓之“打散”，然后又将分解而成的各元素按照新的美学构想重新排列、组合出与原型完全不同的新形态谓之重构。小说《九十九度中》包含五组人物画面：挑夫、卢二爷、张宅、车夫、阿淑。这五组画面是作品的原有形态，作者一开始就“五子登科”般将五组画面依次推出，每推出一个画面旋即又用分离的笔触将画面打散：
“挑夫”被分解为“进城－讨赏—喝酸梅汤－暴病－死亡”
“卢二爷”被分解为“找餐馆－闲聊－居家百无聊奈”
“张宅”被分解成“备寿－白日庆诞－夜宴”
“车夫”被分解成“讨债－打架－被捕－入狱”
只有阿淑结婚的事件一气呵成，保持了时间上的连续。这个事件被作者的匠心安排在中心位置，犹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凌空的蜃楼，成为整齐统一中的一个变音。其它分解的四组画面事件在尔后的叙述中不是紧贴在一起、而是穿插在其它同样被分解的事件中进行。它们之间的交替出现在逻辑上似乎没有关联关系，这样就导致了读者对同一事件的思维间隔和视觉联想的中断，人们看到的只是即兴式的充满直觉和灵感的片断，从而感到扑朔迷离。
打散以后再链接重构使得小说《九十九度中》有如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卷轴画《清明上河图》一样，你无法马上把一个事件看明白，只能相继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看。只是，已经中断的事件会在另一个事件的缝隙中透显出来，就象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透显出来一样明朗随意。这种在似乎没有联系的元素之间进行强制性联络的手法给人强烈的跳跃感和飘忽的美——作者之心未必然，但读者之心何必不然。将这些画面有机地链接在一起并激活窗口的轻灵一点是作者的情感鼠标。交错切换的画面展示了两类人迥然不同的两类生活图景：挑夫、车夫、丫环——劳动人民系列——他们的命运是病死、坐牢、挨饿；卢二爷、张老太太、阿淑——富贵人家系列——他们的生存状态是空虚无聊、挥霍无度、因循守旧。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漫散各处的事件元素都被一个内在的东西辖持在一个整体之中，达成一致，从而使你得出强烈的统一印象： 30年代的中国“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现实和主人公对攘攘众生的人文关怀。可以说，《九十九度中》没有完整地刻划一个人，却速写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却通过世态百相告诉了我们无数个故事。就作品而言，抽象的艺术与现实的内容呈现出近乎完美的融合趋势，其它的一切诸如客体原味的东西以及林徽因本人的理性直觉和天赋的才情都在艺术重构的层面上得以延伸和展开；从受众角度而言，艺术的打散重构手法使小说产生了极大的跳跃性和不稳定性，我们因此更能产生对30年代生活本身的不稳定性的真实感受。
在打散重构的操作中，林徽因特别善于撷取一个画面唤起整个时空，这使得作品呈现高度浓缩的理趣。对此，我们从作品对30年代北京故都日常生活的扫描中可见一斑。
为着六十九年前的今天。六十九年前的今天，江南一个富家里又添了一个绸缎金银裹托着的小生命。经过六十九个像今年这样流汗天气的夏天，又产生过另十一个同样需要绸缎金银裹托的生命以后，那个生命乃被称为长寿而又福气的妇人。（6）
这是一段凝百年于一瞬的文字。这段话蕴含了绵长的历史信息。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锦绣簪缨之家，这一天是张老太太的七十寿辰，天热酷不可挡。老太太因为曾经生育过十一个儿女，出色的完成了封建大家庭传种续嗣的任务，所以得以象《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享受着这个家庭至高无上的富贵……林徽因用诗一般凝炼含蓄的笔触在历史的章页里卷进了七十年的穿插，句式的回环复沓以及内涵的绵延缠绕更平添了音乐的整饬。
除了时间的浓缩，小说中还有一段同样精彩的空间浓缩：
本来准备着对付赖帐的巴掌，立刻打到了王康的老脸上了。必须地扭打，由蓝布的小摊边开始，一直扩张到停洋车的地方……呼喊的声浪由扭打的两人出发，膨胀，膨胀到周围各种人的口里……（7）
两个被生活吞噬了物质也吞噬了灵魂的人力车夫，一个出于讨帐，一个出于赖帐大打出手，打得人群蚁聚，交通阻塞，店铺关门，巡警脱岗，军队离席，打得“犁尖翻起草根的土壤”（8）、白炽的阳光飞溅成红色的火焰——这样一幅翻天覆地的打斗场面竟被林徽因轻轻一敛，便收缩成了诗的不盈一握、被她天马行空的灵感移写成了一曲“掌心里波涛汹涌”（9）的歌。于刹那间问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林徽因浓缩了空间，跨越了时间，大大扩展了对象的内涵和外延。
笔者认为，《九十九度中》的打散重构的艺术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上，这种文化意义超出了其时将小说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和人际交流作用的普泛意义而呈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林徽因怀抱新月派、京派、现代派的三弦，以出世的姿态，写入世的文字，她不仅仅把小说当作艺术的“手段”，也把小说视为了艺术的本身，这是使她在现代文坛脱颖而出且在文学史独占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粹美宁静的诗
与其说《九十九度中》是一篇小说，勿宁说它是一篇粹美宁静的散文诗。林徽因在匠心运营打散重构的“不和谐”的同时，又通过诗意的升华将精致绮丽的和谐照鉴其中，营造了“不和谐”中的和谐。诗的想象，诗的凝炼，诗的理趣乃至诗的节奏种种诗元素如同一架钢琴上的各个键子一样在她指下轻快地组合跳动，播下一串串精致的宁静，一丛丛繁复的粹美。
《九十九度中》并无特别高深的思想却涵含着秀逸蕴藉的情感和精妙灵性的想象。作者的感情直接从心底的醴泉中流淌出来，走家串巷地与芸芸众生进行对话，其想象将炎炎烈日流动成生活的颤音，将抱不拢的人生燃成新鲜的颜色。林徽因凭着诗一样的性情、爱好和卓绝的美术素养结构着小说，通过熙熙攘攘的现实人生创造了有机的艺术人生。林徽因敏感而美丽的心灵“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作出反应”（10）。小说写阿淑的对象是“庸俗的典型触碎她那一点脆弱的爱美的希望”，写慧石的伤感“像被电击一样，触到伯伯眼里蕴住的怜爱，一股心酸抓紧了她的嗓子”（11）。“希望”、“怜爱”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心灵的活动不具备物质的可视性，他人无法以外显的方式厘测它，可是经过作者“触碎”“电击”“蕴住”“抓紧”的艺术修饰，不可见的东西就得以象一块强烈的色彩或一段凄婉的音乐一样骤然打入读者的心灵而无需再加以解释。小说的叙述语言是诗化的：“今天又是这么一个笑嘻嘻的小姐，穿着一身软”，一个“软”字，给我们留下美的无限空间；“圆一张，方一张，满壁动人的娇憨”的表达使墙上的照片不再没有生命；“刘太太的花油纸伞在日光中摇摇荡荡地迎着风”“门口的洋车像放大的蚂蚁一串，头尾衔接着放在街沿”（12）等，谁能分得清是属于小说还是属于诗歌亦或散文的话语？小说的语言常和着音乐的节奏：“脚与腿，腰与背，侧脸、眼和头发，全映入老卢的眼里”，“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规则地纷纷在记忆下掀动”，“茶碗，茶缸，施茶的人家，碗，碟，果子杂乱地绕着大圆篓”（13）……参差变化的句式，短促鲜明的旋律，使作者的感情随着画面极富音乐感地流动起来。
林徽因是一个富有情调的艺术家但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艺术家，她的创作“一出手就表现出难得的艺术上的节制和宁静”（14），在《九十九度中》我们感觉不到她在高朋满座的生活中那种口若悬河、锋词辩语的气势，所见的只是“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15），虽不能让人一下解读作品的全部，却能凭借灵动、纤巧的语句牵引有心人走进画面，产生一种归马不如戎马逸的喜悦。
不少论者注意到了《九十九度中》所展示的画语色彩：“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由他左侧冲过去，快镜似的一瞥鲜艳的颜色，脚与腿，腰与背，侧脸、眼和头发”，但却忽略了紧接着的后一句“女人谁又不爱？难道你在街上真闭上眼不瞧那过路的漂亮的！”脱口而出的议论看似透明，却不无戏谑，更蕴含着一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女性情怀。林徽因的这种话中有话的表达即使在展示惨痛的人生时也不例外。小说的结尾作者就是用“他已想如何去捐募点钱，收殓他朋友的尸体。叫孝子挨家去磕头吧！”（16）传递了“挑夫死亡、无钱下葬、孝子乞讨、朋友帮忙”的宽泛信息。所有这些个体的情怀和客体的信息都只是包蕴在文字的内语境中，林徽因的感情是含蓄内敛的，哪怕在展示最自由的内心世界时也是如此。小说里的阿淑暗恋着表哥逸九，而逸九却暗恋另一个叫琼的女人。琼此时已死，阿淑正在他嫁。在情与理之间，理的绝对强大足以让情绝望，无论是活着的阿淑还是死去的琼，她们与逸九之间的爱情都已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可是婚礼进行中的阿淑仍痴痴地幻想着逸九来救她：“临刑也好，被迫结婚也好，在电影里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总有一个意料不到快慰人心的解脱……恋人骑着马星夜奔波地赶到……”（17），而被她巴望的逸九这时也在另一处酒楼思念着已故的心上人琼：“活泼、美丽、健硕，全幻灭在死的幕后，时间一样的向前，计量着死的实在……”（18）近在咫尺，远在天涯，一般苦，两样愁，二人惊人相似的怀旧心绪虽不似莱蒙托夫的爱情诗“冷落的殿堂总还是庙，推倒的圣像依然是神” （19）来得撼人心魄，但惟其如此，才生成了林徽因小说独特的宁静和节制。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该把它创造出来”（20）。林徽因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文学上帝。她的小说没有象社会的前卫们那样发出狂呼呐喊，没有象救世主一样开出拯世良方，但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却因为她诗化的表达而调整了原有的价值，变得新鲜，变得生动，变得精致，变成了生命的活体。在林徽因的身上汇聚了太多的知识和才能，厚积薄发的结果，《九十九度中》有言语所能照明的部分，更有言语所不能照明、无法用言语解说的部分。但无论如何，作者对现代文学的建树是卓越的：诗画交辉的艺术设计解构了《九十九度中》作为传统小说的独立意义；建筑重构的手法、诗歌照鉴的匠心又制造了美的距离，她在传统的写作中注入了现代性，为我们提供了小说艺术生成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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