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司是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的海外控股子公司，其总裁，兼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以来，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场外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陈久霖“押了小点开盘后却是大点”。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由此引发了以下理论思考：

　　一、 从经济常识的角度看

　　（1）体现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利益的驱动，导致陈久霖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盲目做出此举。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

　　这一事件体现了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2）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中航油事件的启示要继续探索国企产权明晰之路，完善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杜绝人治企业，用制度搞好国有企业。政府应主动的放权，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宏观调控，不让国内企业养成投机的思想惰性，而作为特大国企的最大股东——国资委，应发挥其股东的作用，承担起责任，不应让“替罪羊”——企业经营者——代自己受罚，而逃避股东责任，任意让国家资产流失。只有权、责、利一致，内部监管才能形成，谨慎决策，才能最低限度减少风险。

　　（3）建立和完善境外企业监管和经营风险监控的机制。中航油此次事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新加坡公司此次卖出看涨期权的对手是高盛、巴克莱、三井住友、标准银行等一些长期浸淫于衍生品市场的老牌金融机构。“且从油价后期没有理由的狂涨，及行权后油价迅速下走等情况分析，不能不让人怀疑这里有很大可能存在国外金融炒家联手对付中航油的‘逼仓’行为。”

　　第二，新加坡公司参与此次交易、掌握交易核心机密的交易员均是外籍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像这种核心机密被外籍人士掌握和运作的情况，即使在美国也是很少出现的。在美国的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公司，掌握最核心机密的关键位置交易员一般都是美国人。

　　因此，从培养中国期货人才、掌握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制定权的角度，我国应大力发展本国的石油期货市场，一方面为国内企业提早培育一批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的核心人才，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石油企业提供一个在我国法律严格监管之下的避险工具。

　　2、我国企业确实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理清、理顺各种关系，这即是WTO对中国企业的要求，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的保证。中航油事件是对国企监管不到位和国企本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到位的典型体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却没有办法约束陈久霖，说明中国航油集团在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距离现代企业制度距离尚远，老体制缺失的漏洞没有及时补上。

　　3、企业经营者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陈久霖对于经济上的围剿没有充分认识，对投机行为的偶然赢利和变本加厉地投入炒作的严重后果认识不清，对老牌资本主义高盛、巴克莱、三井住友、标准银行、摩根斯坦利对手心存幻想。不能不说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问题有待大幅度提高。　

　　2、 从哲学的角度看：

　　（1）体现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对于任何的一家企业而言，如果国家的法规和企业内部的制度，可以轻易地被违反，除了说明领导人本身道德诚信存在问题之外，也说明企业治理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对一个治理完善的公司而言，产权是清晰的，股权是多元化的，由大股东和代表中小股东的独立董事共同为所有者对企业负责，由董事共同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由于董事会的责权利是一致的，所以任何的决策都极为慎重，这就为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公司本身有漏洞这是内因，是关键。

　　陈久霖在给新加坡法院的一份资料中称，法国兴业银行鼓励他进行期货期权交易，并提供优厚的贷款条件。这是外因，是条件，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航油在海外面临着如此险恶的市场环境，再加上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就等于睁着眼往对方设计的火坑里跳，仍浑然不觉。陈久霖的对手是国际上的金融巨头“对冲”基金。陈久霖在这场赌博中根本不可能赢，他没有对手强大的资金做后盾，无法操纵市场。

　　2、体现了联系的观点。

　　（1）因果联系。中航油亏损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为主要的一点，就在于违规操作。按照中国现行制度，仅有7家国企被允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从事期货交易，而中航油并不在其中。中航油此次的操作，首先就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其次，中航油内部也有严格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如果中航油内部的这种金融风险控制机制能够得到贯彻和落实，这样的巨亏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航油此次操作，同时也违反了自己内部的规定。

　　（2）偶然与必然的联系。　陈久霖闯下如此大祸，偶然之中有必然因素：产权不明晰是中国国企的通病。尽管中国也进行产权改革，但并没有取得真正突破，仍然是国家一股独占或一股独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权责利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之下，经营者往往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利益，而难以考虑企业资产长期的保值与增值，加上缺乏有效约束，他们冒险违规从事各种风险性交易就在所难免了。

　　3、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新加坡公司从事以上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隐瞒真相，最终造成事态严重恶化。此事件深刻地体现了“千里之堤，潰于蚁穴”的道理。

　　3、 体现了辩证的观点。

　　不可否认，新加坡中航油事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境外媒体的污蔑性报道、境外上市门槛的抬高，对我国海外公司的发展是一种压力，但往深里想，这也未尝不可以是件好事。若我们能以此为契机，用“灾害”教育、启发、威慑其它企业加快内部改革，也是很好的驱动力。

　　陈久霖当年将一个20万资产的公司搞成一个跨国公司，可谓能人。能人治企是人治企业，而人治企业向法制企业的转变，仍需要能人的推动，需要能人放权、放架子，退出“神化”的能人色彩，用制度约束决策，约束自己，让产权发挥作用，让企业决策制度化、科学化，减少风险，用集体智慧弄潮国际市场。所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高层监管，减少企业内部投机行为势在必行，势在深化。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中航油事件，不仅让人感到期货的高风险性，也暴露出中国国企产权不明晰、公司治理不完善这样的严重缺陷。如果中国有关方面能够认真从中航油事件汲取教训，继续探索国企产权明晰之路，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无疑可以以中航油为代价，换取其他价值更为巨大的公司和企业的运行安全，用事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从而使坏事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