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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研究(29):华为寻求新突破 | |||||
作者:佚名 人气:249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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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正在成为华为的核心增长点,也成为华为能否突破营业额400亿元大关的关键所在400亿元瓶颈 如果说早期的国际化,更多的系于华为掌门任正非所倡导的理想主义旗帜的话,那么在2001年之后,就已经成了华为突破规模化门槛的现实需要。 一位电信分析师对《财经》指出,现在是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争夺全球份额的“黄金时代”。类似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电信设备制造商,在海外的营业额,可能一直要冲高到70亿〜80亿美元的水平,才会遇到瓶颈。 徐文伟不愿对今后几年华为的海外业绩进行更详细的预测,但他表示,“和国际著名的公司相比,即使(海外业绩)达到90亿美元,还是有差距的。”在徐看来,华为正在逐步打开全球电信业真正的富矿。 按照业内一般的看法,全球电信业的投资中,大约有40%是在北美,30%是在欧洲。华为要真正冲顶日本索尼、韩国三星那样的国际化道路,这个70%的庞大市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规避的。 进入2004年以来,华为明显强化了欧洲攻势,启动“东方快车”来推广固定网络解决方案,其数据通信产品也在英国电信、法国电信以及德国电信等六家欧洲主流运营商那里接受广泛的测试。目前华为海外的收入大部分仍来自非欧美地区,但在欧美市场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整体增速。 然而,国际化的激流勇进,对于华为而言并不是一支单纯的“浪漫曲”。直到去年,华为的海外业务,才第一次实现了整体盈利,虽然公司没有透露其国际化历年的累计投入,但业界普遍估计,应不下10亿美元。 在海外市场,电信设备的价格虽然远高于国内,但海外市场的巨大投入,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价格落差。在国内每线只能卖到300元人民币的固网交换机,在俄罗斯可以卖到70美元。而且华为的大部分出口产品,都可以享受13%〜17%的出口退税。但华为在海外目前建立了50多个分支机构,仅员工的薪酬支出就相当不菲,本地技术支持和服务的成本居高不下。 华为没有公开披露相关的数据,但对比中兴的相关数据可知在海外盈利之难。今年上半年,中兴国际业务的毛利率高达49.8%,远高于国内业务34%的毛利水平,但分析人士认为,其国际业务的纯利润率,应该只有1%〜2%,远低于4.3%的整体水平。 显然,华为海外业务的急剧扩张,在扩大了收入规模的同时,还将不可避免地稀释纯利润率。2003年,华为的纯利润率约为12%,如何在海外收入放量的时候,确保盈利水平不出现大的下滑,这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港湾模式”流产 在海外市场崛起之前,华为曾尝试过其它模式打通华为的规模化瓶颈。 2000年前后,鼓励员工和管理层“内部创业”的做法,在华为曾经一时风行。正如华为副总裁徐直军所说,华为要成为一支“航母舰队”,不仅需要华为这艘巨轮,也需要“潜艇”甚至“直升机”等。 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对《财经》指出,华为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个有着相同的企业文化和理念,更加广泛地细分市场的“泛华为系”,从而提升整体规模。 港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港湾”)拉开了这场革命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内部,一些华为员工半开玩笑称为“港湾乱华”。 这亦是华为在国内试图开发出新的业务增长点的一种尝试。从1994年起,华为就开始关注数据通信市场,先后投资十多亿元,开发面向电信运营商以及企业的数据通信产品。 华为以前面对的客户就是屈指可数的几家电信运营商,现在要借助上千家渠道的力量来做企业市场,对于华为的文化以及管理体系而言,不啻是一场革命。 2001年初,任正非在深圳市位于深南大道上的五洲宾馆,率领所有部门级老总以上的管理层,共六七十人,为被誉为“华为第一天才”原常务副总裁李一男举行盛大的欢送会。 此后不久,李一男创立港湾网络,专注于数据通信市场。当年,港湾几乎独家垄断了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的代理权,郑树生对《财经》表示,2001年华为数据通信总计2亿元左右的营业额中,通过港湾实现的接近九成。华为仅仅在电信和金融两个细分市场,还保留着对终端一定程度的直接控制。 不仅如此,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位员工告诉《财经》,李一男虽然名义上淡出了华为,却实际掌控着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的命脉:千兆级以太网交换机已经完成了测试,却被搁置。除了研发的决定权,年终决定返还代理商多少利润的“返点权”,也在港湾手中。 夏天过后,华为和港湾短暂的蜜月随着气候转凉逐渐冷却。华为指责港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华为负责数据通信研发的北京研究所的所有技术骨干,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港湾的诱惑,有些研发队伍,甚至是成建制地跳槽。2001年10月,随着华为强行推出自己的以太网交换机,与港湾“两位一体”关系宣告破裂。 港湾和华为之间的这桩公案,其中的诸多是非,到现在仍难以明晰。但分析人士指出,港湾事件,对于华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内部创业”模式成为很快翻过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一页,这种“共好”的平衡,靠什么来维持?简单地靠华为积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同志加兄弟”式的感情,显然是脆弱的。 合资3COM攻略 2002年下半年,在经过半年多的调整之后,华为试图从“港湾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寻找新的增长模式,这次选择的路径是合资,目标仍然是数据通信业务。 但如果说港湾网络的目标市场还主要定位于国内的话,这次的目标已直指海外,特别是华为目前最为薄弱的欧美市场。在“内部创业”的天窗悄然闭合之后,华为转向从“国际化”打开另外一扇天窗。 华为3COM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为3COM”)正式成立于2003年11月17日。在这家公司中,华为和3COM的股权比例为51%对49%,其董事长由3COM的总裁布鲁斯·克莱弗林(BRUCE CLAFLIN)担任,而首席执行官则为任正非。 但在这家合资公司中,工牌号码的1号和2号都是空缺的。而真正起始号3号是合资公司总裁的郑树生。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华为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主管整个数据通信业务。 企业级数据通信业务,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加上华为已经耕耘多年,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但又非核心业务,不愿做过多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资公司来创造新业务增长点,拓展海外市场,进入了华为的视野。 按照合资公司的布局,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市场,合资企业的产品,将以“华为3COM”的品牌进行销售,而在全球的其它市场,合资公司的产品,则以3COM的品牌进行销售。 换句话说,在全球其它市场,华为主导的这家合资公司,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扮演了OEM(外包制造商)的角色。 实际上,3COM还不是合资公司惟一的OEM客户。华为3COM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吴敬传告诉记者,目前,合资公司除了帮助其在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NEC进行贴牌生产之外,取代思科与欧洲最大的网络供应商之一德国西门子的合作也进展顺利。 据说,承接OEM的业务,是合资公司董事会的共同决策。而业界也普遍认为,一旦华为3COM成为这四家企业的数据通信产品的制造基地,很可能成为华为旗下最令人期待的增长点之一。 以2003年为例,西门子仅面向企业的网络通信产品,营业额就达到了37亿欧元,已经超过了华为总的营业额;而在今年3月31日刚刚结束的这个财年中,NEC网络解决方案总的营业收入更是达到了170亿美元,牢牢占据着日本市场的头把交椅。 吴敬传将这形象地比喻为“借船出海”,华为只有借助3COM、NEC以及西门子等“大船”,才能顺利地打开海外市场纵深的增长空间。 华为常务副总裁、华为3COM总裁郑树生对《财经》表示,2003年,华为的数据通信业务,加上3COM在中国的营业额,总计为28亿元人民币。而2004年,华为的数据通信加上华为3COM,总的营业额目标是50亿元,2005年的目标是超过100亿元,2006年的目标则是超过200亿元。这将成为2005年华为海外市场营业额突破40亿美元的重要支柱。 华为和3COM的合资谈判,开始于华为与思科的诉讼爆发之前,但这起诉讼却对合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科之讼给华为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敲响警钟,而与国际电信制造业的巨头合资,做贴牌无疑是规避专利诉讼的最佳途径。 3COM作为以太网时代的开拓者之一,至今在美国以及欧洲拥有多达四五万家的营销渠道。此外,截止到今年5月28日,3COM手头仍然拥有将近14亿美元的现金储备。 但这家在10年前还与思科争锋的企业,目前却陷入了漫长的衰退之中,刚刚结束的这个财年,其营业额还不足7亿美元,只相当于思科的1/27,被业界嘲讽为“有名无实”。其在中国市场的营业额,去年也只有3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恰恰是手头拥有超过1500名研发人员,以及全系列的产品,却苦于没有渠道,无法释放潜在的能量。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希望有人能够真正挑战思科。但时至今日,思科仍然占据了全球企业级数据通信市场七成的份额。由于没有对手能够持久地施加压力,思科得以拥有从容的定价空间,这使得企业用户对其定价策略非常不满。 3COM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策动对思科的反击。其中以1.6亿美元以及相应的专利,与华为建立合资公司,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步棋。 与华为的合资,将使得3COM有能力对思科的弱点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在接受《网络世界》采访时,3COM的首席执行官布鲁斯表示,自己的成长策略就是提供比思科价格更低的产品,至于是不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并不重要。 内部分拆悬念 实际上,华为与西门子和NEC的合作,都是双重的。 除了在数据通信产品,华为与这两家企业还分别在移动通信方面组建了合资公司。2003年6月,华为与NEC、日本松下共同宣布,在上海合资组建专注于3G手机软件的宇梦通信;两个月后,华为又与西门子宣布,共同出资1亿美元,组建专门开发基于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标准的产品的合资公司。 这一系列合资事件,也拉开了华为内部分拆的帷幕。分拆、继而合资或上市成为华为继“内部创业”之后尝试的又一发展模式,目的仍然是扩大企业规模,拓展新的业务空间。 此前,华为虽然按照产品,划分成了无线产品、固网产品、光通信、数据通信、新业务部以及国际业务等若干部门,但由于这些部门并没有严格的单独核算体系,因此在人员使用以及业绩考评上,都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华为原有的业务太过强大,新兴业务的成长,往往在客观上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固网产品中要使用集成电路部门新研制出的一款专用芯片,到底是应该按照该芯片的研发成本来计算,还是应该按照这种芯片的“可替代成本”来计算?这种分歧或许不会影响到最终的设备使用者,但却是内部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华为3COM从庞大的华为剥离出来之后,不再是一个巨型企业的零件,管理层次得到了简化,“创业精神”似乎也重新得到了焕发。 从目前初步的设计来看,从合资揭开盖头的华为内部分拆,将形成三个层次。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为控股”)旗下,最核心的企业仍然是现在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保留完整的全系列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第二层次是延伸型技术性企业,包括专门从事无线终端(手机)业务的华为移动,目前的小灵通手机业务,未来的3G(第三代移动通信)终端业务,以及已出现的相关合资公司。 据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华为软件的分拆已经基本完成;而关于华为集成电路业务,则将以海思半导体的名字出现,海思对应的英文名字为HISYS,是“华为集成系统”的缩写。 第三个层次,则是一些服务类性企业,比如华为培训、华为物业以及华为投资。 知情人士对《财经》表示,这些企业目前都直接掌握在华为控股手中,但其未来的命运注定会不尽相同。 第一个层次的华为技术,其核心地位仍然是不能动摇的。华为不会直接拿这一企业进行合资,即使上市之后,也会保持绝对控制。 第二个层次的华为移动、华为软件以及海思等企业,则会在保持华为主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允许进行整体或者部分的合资甚至上市。 华为3COM进行的,正是第二层次的探索,目前在合资公司中,华为拥有51%的股份,但协议规定,在合资企业成立两年后,3COM有权以不超过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股份增加到51%。 当然,这个合资企业最终的股权结构会如何,还取决于更深一步的悬念:在合资企业成立三年后,双方有权以竞价的方式,收购对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的全部股份。或许,谜底最早也要在两年之后,才可能有望揭晓。 而第三个层次的企业,除了华为投资,华为很可能会逐步减持在华为培训和华为物业中的股份,并最终让其完全社会化。 在内部分拆的消息曝光之后,外界纷纷将其视为华为准备海外上市的前奏。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涉及到电信圈各种力量的“干股”,以及涉及到公司管理层的“内部股”问题,有望分散在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企业中,逐步加以消解,让华为技术能够轻装上市。 华为原有的高级管理层,在担任这些企业的一把手之后,也将获得更加独立的空间。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分拆其实不乏更深层次的考虑。分拆意味着,即使华为技术得以成功上市,透过对移动、软件以及半导体公司的控制,华为仍然可以在上市公司的光环之外,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产业链的秘密,减少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可能造成的困扰。 “任正非并不是一个喜欢被强迫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很多时候,他可能更喜欢侧光、逆光,甚至背光一些的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棵树,变成一片树林。”这位一直关注华为的业界资深人士对《财经》说。 《财经》 作者:王以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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