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拿发达国家说事，比较下来之后，便感觉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其结果只能作茧自缚，误国误事。从本质上说，这是计划经济下行政长官的特色，无怪西方国家总是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员从中表现得太多。
　　譬如，在最近一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先生发出警告：“我们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回到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老路上”。郑先生认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而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以及农业等明显投入不足，因此，在郑先生的眼里，我们所走的不是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最近一个时期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的一句话也广为流传：中国的GDP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13%的电力，成本代价极其高昂。正是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中国进行了颇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江苏“铁本”惨遭关停。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一句：“铁本”真的不能搞吗？民营钢铁企业的规模真的不能超过国有钢铁企业吗？尽管江苏“铁本”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忽视农民利益，但它是否也存在着它诞生的合理性呢？孰是孰非，我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仅供决策界参考。
　　一、正确认识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总量的关系，正确认识发展与粗放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因噎废食的矛盾？如何认识低素质人口和低素质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我已经在前一篇文章《中国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特点及发展战略》中阐述了我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越过土木钢铁经济时代，也可以说是粗放经营时代。我们不能仅凭着一腔良好的愿望就能将我们国家引入发达的天堂。如果只看到发展中的问题，缩手缩脚，很可能耽误我国正常的发展。
　　我的文章发出之后，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的研究员田书华先生发来了相同观点的文章，并且，在他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个数字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美国在20世纪一百年里，钢的积累量达到70亿吨，而我国仅为18亿吨，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基础设施搞了100年，地上、地下、天上、海上交通设施齐备，而我国还相差甚远。70亿吨与18亿吨，2亿人口与13亿人口，在人均钢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更是巨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钢铁业刚刚有了一点发展，我们的官员就大呼小叫，是否有点眼光狭隘了？
　　目前我们国家的钢铁产量刚刚超过了2亿吨，仅仅占世界总产量的大约26%，一个占世界人口23%的大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一定的比例是很正常的事。纵观历史，二战前后，美国的钢铁产量长时期地占到全球产量的45%。照此来看，我国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30-40%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二战以后，日本的钢铁产业以13.4%的年均速度高速增长，以大型化、连续化和自动化为技术核心建设了一批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实现了规模生产、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目标，到80年代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这是世界各国产业结构交替变化的典型例子。中国今天能脱离现实一步超越这个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吗？
　　特别是世界的产业分工是有规律可循的，日本继美国之后在钢铁领域后来居上，是产业分工的结果，是美国放弃一些重工业进入另一些产业领域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能一步跨入当今世界的尖端领域吗？中国当前能做的是什么？中国能避开这种无情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吗？如果中国不做钢铁产业，那么中国的几亿农民、几亿闲置劳动力去干什么？他们又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