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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则刚:“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

作者:佚名     人气:432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是“有为而治”高明,还是“无为而治”高明?难道政府干预过多、插手过深就一定错?就一定不能搞好地方经济的发展?笔者总结“苏南模式”后认为:“有为而治”,政府多管一点,只要管对地方,管得恰到好处,管得有成效,“逮到了老鼠”,同样是最高明的。
苏南模式成功的核心经验,就是政府的有为而治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作者将其概括为:有为则刚。
核心内容(一级)
1.政府推动,领导有为;
2.物色能人,用足能人;
3.先养大,再放飞。
(以上黑体)
“苏南模式”是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
苏南模式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的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苏南人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旧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其主要特征是:
(1)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2)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经济发展。
(3)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其中以华西村、远东集团、沙钢集团为代表。
如今,苏南模式所涵盖的区域均已大大超出当初的命名地,苏南模式实际上包括了苏中的扬州、南通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其内容也大大丰富。目前,国际大企业在苏南经济舞台上占据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以苏州为例,世界500 强企业已有81家落户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城。外资对苏州GDP的拉动已达60%,对财政的贡献则在50%以上。
内容解释(一级)
(一) 政府推动,领导有为(二级)
经济学家对苏南模式的概括是:政府推动。这是苏南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的“苏南模式”是在农村发展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非农产业。“苏南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乡镇政府。在“苏南模式”中乡镇政府是企业的投资者,乡镇政府管着企业。
江苏企业家和所处区域的政府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企业领导是组织任命和管理的,形成了一批亦官亦商的企业家。
例如,沈文荣1984年出任沙钢厂长前,曾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当时年仅38岁的沈文荣从老厂长的手里接过了帅旗,沙钢的命运开始改变。如今的江苏沙钢,已经从一个村办小集体企业,发展成江苏省重点企业集团,国家特大型企业,国家520家重点工业企业之一,现有总资产120亿元,占地面积7平方公里,职工7500余名。2001年,沙钢销售额达到112.98亿元,实现利润6.6亿元,成为苏南首家销售收入超百亿企业。沙钢的成功,本质上是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产物。但是,沈文荣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此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六大代表。这是政府推动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另外,我们从华西村富了以后帮助邻村致富的情况也可以透视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推动作用。
现在的华西村,是一个连美国人也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的地方。1977年,华西村只有小敲小打的手工业,只有为农业和生活服务的小产品。但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下,华西村实现了飞速发展。1980年,村办的塑纺厂积累资金后,由1台喷丝机扩为6台;此后,板网厂、织布厂等一座座工厂也拔地而起。1994年组建了国家级江苏华西集团公司,现有固定资产超20亿元,14大公司58家企业已形成了铝型材、铜型材、钢材、带管、毛纺等生产系列。“仁宝”牌、“华西村”牌面料、西服、衬衫、袜子、香烟、酒品、线材、热带、法兰等产品已成为专家公认、用户公认、主管部门鉴定公认的名牌产品。

华西村不光工业搞得好,无烟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旅游服务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00多万人。在政府的推动下,华西村还搞起了“传帮带”。我们在华西村考察时,曾听到了“大华西”这个词,感到奇怪。一问方知是华西村将对周边4个村的间接帮扶转变为华西村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共同发展,“大华西”由此得名。
村与企业分开,经济统一由华西集团管理,干部统一使用,人员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后来又有6个村与华西“一分五统”,周边村庄成了华西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经济迅速发展,生活也大有改善,华西人“克隆”出五个华西村,使人口达16000多人,土地达13平方公里,加上外来劳工人员和流动人口,总人口达3万多人。华西发展空间变大,机遇也变多了。华西村还先后为中西部地区10000多名干部举办100多期干部扶贫培训班,而且在宁夏和黑龙江建起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华西人这种传帮带行动,实际上就是苏南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政府推动的一个小小缩影。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是苏南模式政府“有为而治”的突出表现。
(二)物色能人,用足能人(二级)
政府选拔能人,委以重任,把社会闲散资源整合起来交给能人,或通过能人(企业家)把社会闲散资本整合起来发挥最大价值,是苏州模式中政府“有所为”方面的另一个核心要点。
有人把苏南模式称为能人经济。政府的“有为”就是用足了这些能人。
在华西村,听得最多的是群众由衷称赞身边的党员干部,称赞他们的当家人老书记吴仁宝。正是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华西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横店,因为出了个徐文荣,才有这个地方的经济奇迹。江苏远东集团、江苏沙钢集团是苏南模式繁荣的产物。他们的成功除了当时特殊环境和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批能人充分发挥作用,带领企业共同走向成功。由此可见,如果政府没有选拔作用这样的能人,这些地方可能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苏南自古就是出经商能人的地方。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重格物致志,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历史上的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货殖为急,精工细作”,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鱼米之乡”的苏南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
苏南历史上就是“副业大省”,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商都有良好基础。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这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人才都被本单位锁在笼子里。苏、锡、常地区诚心请师拜师,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我们从华西村变“伯乐相马”为“赛马选才”的故事可窥见当地“选贤任能慰然成风”之一斑。
选村干部,华西村在用人上制定了“五条表率”的标准,形成了不讲资历和地域,只论工作和实绩的“赛马选才”新格局。村民吴协恩,通过将“华西村”村名作为无形资产投入,和淮阴卷烟厂、五粮液酒厂联手合作,开发了“华西村”牌香烟、白酒、葡萄酒等系列产品,每年销售额达5个亿,为村集体创造了一大笔可观的经济利润。在党委班子的选举中,他两次全票当选为村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留学日本的青年村民孙云南,回村工作后,通过因特网,与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起网上生意,每年外贸成交额都以30%的速度递增。还有象外来人员程先敏、黄建刚,经过赛马场上比英雄,一位成了村党委副书记,一位成了门窗厂的厂长。目前,不仅现任的村和企业干部,大多数都是“赛马选才”的出来的,而且班子成员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就占60%以上,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还要有60%的人会一门外语。

另外,从能人蒋锡培带领江苏远东集团成长过程中“二戴二摘企业‘红帽子’”的故事,我们也领悟到为什么要“选好能人,用足能人”。
蒋锡培,男,39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高级经济师,党的十六大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以民营企业家参会的党代表)。
从1990开始,经过十几年呕心沥血地运作,蒋锡培领导的远东集团从一个占地3亩、员工28人的小作坊奇迹般地发展成注册资金3亿元、总资产12亿元人民币的巨型企业、有12家全资或控股公司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其核心企业无锡远东电缆厂已跃居全国同行业前三强,企业的发展使范道镇一跃成为人均收入6000多元的全市经济实力前三强。
“一切为了企业的发展”,蒋锡培二戴二摘企业“红帽子”推动企业大发展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
1. 一戴“红帽子”:把民营体制改为集体企业(三级)
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蒋清晰地记得当时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等特产,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但是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也不能违背啊。”关键时刻,范道乡党委的一个建议让蒋锡培最终决定把远东从民营体制企业改为乡办集体企业。他享受到了银行贷款、职工福利、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有了这顶“红帽子”后,远东得以扩建工厂,调整产业结构,到1992年底,销售一举突破5000万元,增幅高达188%;到1994年底,销售收入更是超过了1.5亿元。但是要获得这顶帽子,却要付出“所有权”的代价。
2.一摘“红帽子”:实行股份制(三级)
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步入高速发展之路。1994年下半年开始,远东定下方案:职工出资入股。通过股权改造,远东又回到了原先股份合作制的状态。
1996年,职工踊跃入股,募资达到4500万元,90%的职工拥有95%的股份(他个人占股至少超过了50%),集体占股5%,远东又回到了原先股份合作制的状态。随着股本增加,远东的发展再次提速。1995年到1996年期间,公司先后引进芬兰、美国、德国等先进生产与检测设备100多台套,形成了年产线缆25万公里、产值8亿元的生产能力。
  3.二戴“红帽子”:攀亲国企(三级)
当时,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城网、电网改造,这个市场很大程度是捏在几个大的国有电力企业手里。为了打败垄断。1997年4月,远东集团与四大国企正式在北京签约,成立新远东电力有限公司。从结果看,蒋的冒险再次获得了成功,四大国企的入股,不光带来了7000万资金和规范的管理机制,更带来了广阔的市场,2001年其销售收入达到了200亿元。混合所有制的实现让蒋锡培一举从行业的挑战者成为垄断者。即使是在中国电缆市场出现普遍低迷、价格下浮近1/3的1998年,远东仍然实现了稳步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4.二摘“红帽子”:回归民企(三级)
当借完了这些国企的势后,蒋锡培又“玩”了一回产权变革——回购股权,回归民企。在2002年初又再次终止了与四大国企的合作,通过回购股权,又彻底地回归到一个民营企业。

千变万变,不离其宗。蒋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基于一个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员工的共同富裕。他自豪地称,远东已经培养了10多个千万富翁,100多个百万富翁。
由此可见,政府选拔能人,委以重任,把社会闲散资源整合起来交给能人,或通过能人(企业家)把社会闲散资本整合起来发挥最大价值,是苏州模式中政府“有所为”方面的另一个核心要点。
(三)先养大,再放飞(二级)
初期由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在经济发展起来后政府逐步放手,对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向温州模式或南街村模式学习,放手搞活企业。“孩子小时要架前胳膊教他走,长大后才能撒手让他创天下”。
苏南模式产生予短缺年代,生存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之中。这个夹缝最终被它越撕越大,而在夹缝消失之时,其应时而变是必然的。
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严重的内部入控制;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而造成农村企业的社区封闭性。“小计划经济”、“政绩经济”、“块块封闭式经济”严重阻碍市场化进程。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能人和社区干部的角色融合在一起催生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由此就有了企业和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进而还有可能成为制度性腐败和地方性腐败的温床。
这些问题苏南人自己意识到了,不过这次他们选择了“多做少说”或干脆“只做不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在政府的推动下,苏南集体乡镇企业大面积改制,民营企业崛起。2000~2001年,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进行得相当快,不少地方改制已经基本完成,非公有制企业已占最重要的部分,与温州相差不多。像上面提到的沙钢也在2001年改制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
改制后的苏南经济出现了崭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体私营经济、园区经济、外向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势头更猛。2002年深圳市长于幼军市长曾告诫属下“苏州与深圳的经济差据只有一年”,由此可见一斑。
就像喂活一只小鸟,当它不会觅食时,你必须喂养它才能让它活下来,当他长大后你才能放飞它;或者像抚养一个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你就得架着他的胳膊教他走,大一点你才能逐渐放手。笔者认为,苏南各级政府在“抚养”、“放飞”企业方面都是适时的、有大作为的。尽管理论界也有一些异议,但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道理。苏南模式的结果是创造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奇迹,“逮住了一只特大的耗子”。所以,“有为而治、有为则刚”的苏南各级政府是一只了不得的“好猫”。
商理应用(一级)
广大乡镇、街道的基层领导如何组织资源带领大家集体致富,企业主或职业经理如何抓经营管理工作,参考本商理可起到明确思路和方法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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