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中国的竞争政策问题，这里广泛是指除了反垄断政策之外，还包括其它影响市场结构丶企业行为及经济绩效的政策，特别是某些非常重要的规制政策如交叉补贴。
    在一个阿罗－德布鲁世界里，竞争无疑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这样的世界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所有的市场有足够多的参与者，没有公共品，没有外部性，没有信息不对称，完全市场，没有自然垄断，经济人具有充分理性，存在保证交易合同执行的法律体系等。
    显然，中国经济与这样的世界相距甚远。因此，中国竞争政策必须在一个更为现实的框架内考虑， 也就是说， 中国的竞争政策必须考虑中国的制度环境。当然，即使在不完备的世界里，竞争也常常是有益的，比如，产品市场竞争会减少代理成本 ，甚至有利于创新 。但是，众所周知，竞争政策即使在反垄断制度和规制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仍然充满非议，那么在这些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更会如此。中国的制度环境可能对中国的竞争政策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由于中国的制度条件与西方发达经济相比有明显不同，竞争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有所区别。我将以某些横向问题，即兼并和蚕食为例，说明中国反垄断政策视角的不同。
    其次，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限制竞争可能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实际上，这个结论毫无稀奇之处，因为经济理论，特别是产业组织理论为我们提出了很多这样的实例。比如，为了提供革新的激励，需要建立专利制度以限制竞争。更一般的，限制事后竞争常常是促进组织和交易关系中特定资产投资的唯一方式。自然垄断需要限制厂商的个数，虽然可以通过拍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安排竞争，但为了避免社会成本，应该限制事后竞争。在银行业，为了避免系统风险所带来的灾难后果，应该防止过度竞争等。这些例子说明，如果保证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在某种意义上，限制竞争可能是有效率的，当然，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将简要地讨论电讯业的交叉补贴问题，我们将会看到，交叉补贴政策是否符合效率原则关键取决于公共资金成本的大小。
    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中国竞争政策需要考虑中国经济较弱的制度环境并不意味着反对竞争；相反，做为市场机制中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应该积极地促进竞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促进有效竞争的形成？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制度分析，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任务，同时也是政府制定竞争政策时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1.市场准入避垒和市场集中度对兼并政策的影响
    在考虑企业的兼并行为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考虑是兼并是否会带来垄断问题，从而影响有效竞争的形成。此时，除了考虑绝对集中度外，还需考虑集中度的分布。
从理论上讲，在研究企业兼并是否会带来垄断时，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静态因素，即兼并对寡头竞争程度的影响。通常，竞争程度主要由赫分德尔指数 来度量，在古尔诺竞争的假设下，赫分德尔指数越小，市场结构对竞争越有利；二是动态因素，即企业间相互作用，从而从长期角度讲有可能形成合谋，维持垄断价格。当然，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方面的因素，过度的市场集中度都会影响竞争的程度：在短期意义上，过度的市场集中会减少竞争的压力，降低剩余需求的价格弹性；从长期意义上讲，过高的市场集中度会导致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