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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国际竞争的压力转为推进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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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537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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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之一，我国进入世贸组织，势必加速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进程。有必要对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问题，特别是应对"入世"后的挑战问题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加剧的新形势，我国有关部门和一些大企业集团，也应采取官助民办形式，设立研究、促进综合竞争力的机构，分析和研究本企业集团、本行业、本地区及全国的综合竞争力，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为提高企业、行业、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提供巨大的助力和鞭策力。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我国的实践，作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正确决策，因为，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不仅便于国有企业贯彻"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在保持公有制的同时又成为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活动主体；而且便于国有企业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却又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1994年以来，许多国内大中型企业根据《公司法》进行了公司化改制，一批批企业挂出了"现代公司"、"股分公司"的牌子，随着几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掀起了许多企业"改组上市"和"债转股"的热潮。近几年来，企业改革的举措出台了不少，但企业的"改制"却进展不大，因而存在各种问题不少。据国务院特别派出的稽察特派员去年对22家大型国有公司的审计，几乎所有企业都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特别是"内部人控制失控"问题相当普遍。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我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第一，主观方面讲，有些国企的负责人虽然口头上赞成搞现代企业制度，热衷于"股份制"、"上市"、"债转股"等新潮，但实际上只热衷于这些新制度的"筹资"、"融资""转移债务"的职能，而对企业真正的"改制"则没认真下功夫，他们只想在自己在位的短短几年间给企业"扩资"或"脱困"，至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则留待后继者去做。因此，这些企业虽也挂起了"公司"牌子，也设置了"新三会"，但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未变，企业也在不同程度上流于"翻牌公司"。 第二，从客观上讲，国企改革确实困难艰辛。尽管中央根据我国的实践，早就总结出一条国企改革必由之路："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具体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却很困难。我认为，最关键也最困难之点，在于"政企分开"。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例，企业的负责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大企业工委任命，企业投资由国家计委审批，资本和收益分配由财政部负责，劳动工资由劳动部和人事部控制和监管，企业的"三改一加强"由国家经贸委负责。企业由多头分管，企业的人事、投资主要制度及活动分别由不同部门管。其它国有企业的情况大体如此。这就造成两种局面：一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活动干预过多；另一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以及主管企业主要经营活动的决策负责人都"缺位"，往往给"内部人控制"留下空隙。这表明要做到既确保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到位"，又确保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这既是关键，也确有困难，亟待解决。有的地方(如深圳市)从自身的实践中，总结出建立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构成的"三级框架体制"的经验，并已在实践中试行。我个人认为，这个经验十分可贵且可行，不过要在全国推行，还得的在政府职能、企业机制上作重大改革。这种改革的艰巨可想而知，也不是企业负责人力所能及的事。因此，一些企业负责人便着重和致力于发挥公司制的筹资、融资、债转股的职能，而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工作留待后来或后人去做。我国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严重的国际竞争又迫于眉捷，时不我待。我们应正好利用这个紧迫形势，激发国人的斗志与决心，把国际竞争的压力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动力，调整政府职能和企业机制，在国有企业建立起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全力以赴地解决"政企分开"这个难题。 (三)加速结构调整，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及竞争力 国际竞争的浪潮，还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激烈的冲击。因为我国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与其在国际竞争浪潮冲击下被迫调整经济结构，不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国际竞争的压力变成加速调整经济结构的动力。在其间，有些战略性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切注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籍以加速我国的结构调整。例如，目前发达国家正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此，我们应发挥我国劳动资源的优势，促进这种国际性的产业转移，而不要沿用西方人的眼光把它看作是成"夕阳"产业而加以摒弃。当然，这种"转移"不应是单纯的"转移"，而应在"转移"进来后加快技术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使我国劳动资源的优势可以在更高水平上得到发挥。又如，发达国家还可能把象重化工业之类的资源密集型且又污染性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化工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之一，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石油、油气的开发潜力不小，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较严重，我们可在接受重化工产业转移的同时严格要求转移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我们这样做，主要为了发展我们环保产业，增强抗污染能力，这方面好处还会扩大到其它产业和其它地区。 还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大特征。适应这种发展趋向，高新科技产业无疑也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但高新科技产业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空间科学、生物科学以及信息科技等许多方面，我们应有选择地集中有限资金开发突破几个重点，不宜全线出击，力量分散，认真吸取前苏联靠一己力量跟整个西方国家搞"军备竞赛"而在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教训。此外，同等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速发展的机遇，大力推进我国广大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升级，决不能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升级而稍有松懈。 第二，为了增强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我们应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素质。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视和发挥非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我国居民所拥有储蓄及各种金融资产达8万亿元之多，我国的民营企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经济力量并有相当的潜力。政府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应在信贷、技术上给予民营企业以可能的帮助，调动和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凡属于可以对外开放的行业和领域，一般说都可对民营企业开放，对后者的开放应优先于或至少不晚于对外开放。 第三，国有企业应有选择地滞留于或介入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能否滞留于或介入竞争性行业，首先应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竞争力。这点应稍加说明。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政府所举办的企业主要限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如水电供应、公共交通、国防工业等)，其它产业均为私人经营。西方国家大多也这么做的，国有企业靠政府财政支持，有时可不惜工本(享有财政补贴)以提高公众的福利待遇。我把这类国有企业称之为"财政帐户项目"。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它包括两类国有企业，即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有企业外，而且覆盖了其它工业部门，前者应属财政帐户项目"，可以按非核算原则，由政府经营，后者(主要是竞争性行业)应按核算原则经营，我把后一类国营企业称之为"资本帐户项目"。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经济核算原则从属于政治原则，这两类国有企业都同样按"非核算原则"经营，因此"资金大锅饭"、"投资饥饿症"根深蒂固。我国企业改革的中心问题就是切实实现"政企分开"，把后一类国有企业从"财政帐户项目"转到"资本帐户项目"的轨道上来。这两类不同的国营企业，应分别按不同的管理体制来管理。我深信，国有企业只要彻底实现"政企分开"并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同样会有竞争力的。从理论上说，只要国有企业有能力在平等条件(不拥有政府赋予的任何特权或优惠待遇)下跟其它企业(民营或外资企业)竞争，它就有资格留在或介入竞争性行业。 我完全同意对国有经济布局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应该退出某些竞争性行业，但这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以加强更重要的国有经济领域，是为了提高整个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而不是因为它是"国有"。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国有企业滞留于或介入竞争性行业，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当某竞争性行业出现垄断(个别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操持垄断)时，国有企业必须滞留和介入，即使已退出的还得重新进入，以打破垄断，保持生动活泼的竞争局面；又如，当某竞争性行业的技术进步停滞，须有国有企业带着新技术进入，推动技术进步；还有在我国入世后初期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势弱力薄，须要有实力较雄厚的国有企业以不同形式扶植、联合民营企业来与外资企业竞争；等到民营企业壮大起来能参与竞争，国有企业便可从该行业中退出，投往国家需要加强的其它领域。总之，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占有多大一块份额(或阵地)，而在于发挥反对垄断，促进技术进步，维护公平竞争局面的作用。这一切都要求国有企业能在自身改革中获得新生并具有竞争力。 (四)创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和规则问题，对我国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日益密切。我国对外经济战略总目标，应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为创立或革新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而努力。 战后初期成立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早已不适应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尽管WTO已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多边贸体系的范围与内容得到发展，但仍存在许多弊病，如美国利用自己"一超"的优势地位，片面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更是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与其相伴俱来的是"风险"全球化，"问题"也全球化。70、80年代，国际金融风波迭起，美元危机、债务危机频频不断，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既未能提供"防范"手段，又未能采取平息金融"风波"的措施。于是在面临美元再度急剧升值的情况下，便在"广场协议"基础上成立了七国集团(G7)。此后，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举行联席会议，就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和磋商，并多次成功地用集体干预的办法，平息了金融风波。七国集团;政策协调"和"集体干预"正表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无能。近年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革新国际金融机构，确立新的游戏规则。 七国集团在平息金融风波方面发挥了IMF所未具备的职能与作用，但七国集团都属主要发达国家，而历次金融风暴中受损害最严重的却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权在创建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意见和利益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发挥中国家的力量、作用和利益越来越不容忽视。七国集团不仅吸纳俄罗斯参与其活动，也有权威人士(如德国总理施罗德、美国前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期蒂格里茨等)主张邀请中国加入八集团。同时，七国集团也在创立与重要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磋商与对话的机制，前不久召开了20个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这兆示着在21世纪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一种可行的做法是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为骨干建立定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磋商与对话机制，总在此框架下创立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使其赋有风险预警、监视国际资本流动、紧急救助、组织集体干预等职能，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建立起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新秩序。这将是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在新的世纪里给各国政府与人民提出的历史性任务之一。我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应为此作好准备并为其实现而不断努力。 作者：黄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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