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80年代，因为外部环境的巨大变革，许多民营企业一夜暴富，广积粮仓。这就是大家一直颇有争议的民企“原罪”形成期。现在，一个新的“原罪”形成期似乎到来了。如今，有很多曾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国企领导人，开始谋划着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机为自己谋一个“法制保证”，已经触及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体制改革中风险最大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既是一个可以被充分利用的改制时机，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人敛财致富的契机，甚至会演变为一场国有资产和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垄断的运动：就像当初的俄罗斯私有化过程。
　　一、是不是“新原罪”的形成期到来了？　　
　　上世纪80年代，因为外部环境的巨大变革，许多民营企业一夜暴富，广积粮仓。这就是大家一直颇有争议的民企“原罪”形成期。　　
　　现在，一个新的“原罪”形成期似乎到来了。如今，有很多曾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国企领导人，开始谋划着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机为自己谋一个“法制保证”，已经触及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体制改革中风险最大的问题:所有制问题。　　
　　此前本报报道的《破解汉骐资本魔方》所反映的所谓“承债式转让”，以及本期专题报道中我们集中归纳的诸如贱卖打折、关联交易、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协议转让、虚假破产等种种表象，可谓纷杂不一，对错难辨。我们把类似问题姑且称之为“新原罪”。　　
　　国资委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变革进入纵深阶段，也就到了‘新原罪’的发作期”。专家认为，“新原罪”应该归罪于环境，归罪于旧体制。　　
　　“新原罪”出现的土壤在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未来“新原罪”的背负者也许有意，也许无心。但当时，当事人缺章可循，监管者又无法则可判。　　
　　可以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既是一个可以被充分利用的改制时机，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人敛财致富的契机，甚至会演变为一场国有资产和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垄断的运动：就像当初的俄罗斯私有化过程。　　
　　对于国家、地方政府、乃至员工利益，它所产生的作用力已经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我们，问题的诱因已开始萌芽生花，问题的后果利弊难断。　　
　　“新原罪”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我们想用我们的报道，让大家去判断。也许我们夸大了问题，但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守望者，当可能的陷阱与危险正暗暗向人们逼近时，我们要做的、能做的也只有提前的呼唤：以警惕并防范的姿态。　　
　　编发此组稿件，意既在此。　　
　　二、假破产与贱卖法，长沙：一边在破产一边在敛财　　
　　“几乎每一次转型都成为一些人敛财暴富的捷径。”一位曾长期参与长沙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内部人士，面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见证过一些干部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五花八门的“作案手法”之后，最让他惊叹的还是长沙市几年来盛行的国有企业“假破产”。　　
　　采用“假破产”手法，“买受人在企业破产之后往往不花一分钱，就动辄把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国有资产装进个人的口袋里”。当然，那些买受人“基本上都是企业破产时的法人代表或是企业领导”。　　
　　长沙市可以大张旗鼓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操作中找到了钻国家银行体制的“窍门”。　　
　　三、产权转让内部操作国企变“姓”，广东：高官一元钱买国企　　
　　“广东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区，想不到这一次国企产权转让却绕开产权交易市场操作”。2003年12月16日，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产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在当地企业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而集团董事长吴惟瑞由政府高官下海，以一元钱的价格买下公司的产权，更让外界多了几分揣测和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