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现象"并不孤立，可以说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曾负笈欧美，饱学西方自由经济的经典，而后或以经济学教授的"务虚"身份，或以证券分析师、证监会"官员"的"务实"身份，以现代经济社会标准，对20年中国市场化发展深度加以持续的衡量和评估。
　　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以及一个自由企业所存在的世界与一个国家控制体系的差别。他们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在一个声音普遍被控制的大陆，这显得十分卓尔不群，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空前的大争论。而每一次交锋都彰现了大陆的进步与限度。
　　高度与限度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洋的面前。" 2002年夏，在香港维多利亚湾高级酒店里，举办的一次民企赴港上市交流会上，一位来自大陆的民企老总当众动情发言，这被视为当时代表大陆民企心声的经典之语。在大陆国企垄断上市特权的背景下，民企老总如此的动情，就并非矫揉造作。当是时，香港主动吸纳和迎接蜂拥南下的大陆民企，以自由资本市场的气度，意图引领他们进入"国际化"通道，而后扬帆远行。这是对上一个十年香港之于大陆角色的修改。
　　90年代以来，香港对于大陆经济正在加速展开的三条路线：改良国企，国退外进，国退民进，充当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它是跨国公司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又是改良国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首要通道，它不断输出跨国公司经略大陆，所急需的管理、市场人才，也让南下香港上市的国企，以"红筹股"而闻名。
　　但这个最靠近大陆的自由经济体系，也以新的角色，输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经验、信仰和操作，凝聚在一些重头人物的身上，北上大陆，影响大陆的政经气象，在这一波浪潮中，经济学教授为先锋，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殿后。
　　张五常以对大陆"政府管制"最肆无忌惮的批评开局。1999年以降，"张五常热"曾大兴其道。
　　这位香港大学金融系主任，一头卷发，狂放骄傲，言必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科斯和弗里德曼这些"大师"称兄道弟，这种风格，让受众追捧，也让敏感自尊的一些大陆学人反感。但张的底气在于，20年前，大陆为姓社姓资，大打出手之时，在香港关注大陆的张，就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一书，预测大陆转向"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结构里，产权改革顺理成章。
　　张一直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长期腐败，并为此开出"中国改革的自由主义药方"，有10条建议：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
　　或许，张五常曾对"北京的朋友"所进言的，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常识。而其中一些建议所涵盖的方向，在WTO大谈判之后，已经逐步变成一些事实。但张还是被冠以"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其"自由主义的药方"，被作为敏感的"休克疗法"，不容于"主流".随后，就是资深律师出身的梁定邦、史美伦"北上"，以香港资本市场的专业监管，去面对一个充满无限机会，也充满惊人泡沫的大陆股市。梁、史"北上"的机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香港股市监管的辉煌经历，也在于与当年国企赴港上市的渊源。
　　大个子的梁定邦，是香港前证监会主席，因朱镕基出任总理时的相邀，以"一元钱"的薪酬，履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随即活跃于政经界，不断发出清晰的声音，呼吁建立"二板"市场、介绍并推动引进QFII制度、成立"开放式基金"，并鼓吹"让市场去管理市场"，带来资本市场新的气象，但三年之后，梁最终还是淡出公众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