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在于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这也正是企业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是企业制度安排的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企业为谁服务,有谁控制,风险与利益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那么什么是最有效的企业治理机构?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企业治理结构机制?本文在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分析和考察了我国企业特有的治理结构状况,认为解决国企治理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同治理.
    国企治理结构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组建和运行极不规范,实际操作中的做法与体制设计者的预期 相距甚远,国企的许多短期行为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许多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董事长和经理班子基本重复,有些企业甚至用党政联席会代替董事会,董事长的权力基本不受约束,导致许多内耗和冲突.国家所有权无法得到体现.虽然有些企业试图实行年薪制 ,股票期权激励等方式来八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经营收入挂起钩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但由于无法改变目前的用人机制,大多数 国企的经营者仍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部门任命和考核,很难对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绩效进行合理评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国企的财产的所有权特征.由于国家是虚拟参与方而非实际参与方,国企的委托权必须通过科层组织授权给政府官员并由其实施,名义上国家所有的企业,其控制权实际上为官员高度集中所有,而企业剩余索取权又属于国家,这些官员并不是剩余索取者.即控制权和索取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而通常来说,这些官员的目标主要由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决定,与社会福利并不一致,因而极易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一方面,那些为了防范代理人叛变风险,降低代理成本而建立的监督机制是失灵的.另一方面,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相对经营者具有信息劣势,经营者拥有关于企业经营的各项收入和费用的可靠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加实际经营,除非支付很高的成本,否则无法获取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再加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又是不一样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经营者的效用的最大化,故经营者追求利润的动力不足. 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力, 他可能会通过扩大其权利基础, 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 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虚报成本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此外，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成果所负的责任又具有不对等性。对于一个经营者或一个代理集团而言，对企业经营不善所导致的损失与责任是有限的，这种损失与责任还会随着“内部人控制”程度的加深而相对缩小。在这种治理结构下，由于两种权利与资本所有权的不完全匹配，使用有相对较少人力资本的经营者控制着（使用着）近乎无人所有的非人力资本和成本廉价的人力资本，必然会导致资本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
    “资本雇佣逻辑” 与“市场竞争逻辑”的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一般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其中企业所有权是最重要的。提高企业所有权安排效率的出路是资本所有者拥有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这就是所谓的“资本雇用逻辑”。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和手段”。张五常深化了这一观点提出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并把企业看作是由许多独立的拥有明确财产所有权的要素所有者构成的契约组合。这些所有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类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他们的所有特征以及风险态度，对理解企业治理结构的最优安排是具有决定性的。张维迎教授进一步把人力资本所有者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力资本，称为经营者，另一类是负责执行决策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称为生产者。撇开物质资本所有者，企业治理结构的最优安排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安排，进而证明由于契约的不完备，让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拥有企业所有权可以使企业的总价值最大化，因而把企业所有权安排给经营者是最优化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中发现并选出在人群中不均匀分布和难以观测的企业家。张维迎教授把企业家才能同个人财富结合起来，运用风险不对称原理证明，那些有财产也有企业家能力的人被授予拥有企业所有权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从而重新论证“资本雇佣劳动”这一古老的命题。总之，他们强调产权私有和剩余索取权对于企业绩效是至关重要的，认为国企相对于私企来说，存在企业目标多元化、对经理激励不足等弊端。因此，得出国企产权私有化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内部条件，是国企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