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MBO在立法层面上的突破主要体现为2002年年底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该《办法》为MBO提供了直接依据。在实践中，上市公司MBO的对象往往就是国有股权，因此国家对于国有股权管理的政策，特别是股权转让审批部门（原为财政部，现为国资委）的政策变化直接影响MBO的命运。在成熟规范的实施办法出台之前，上市公司的MBO仍将受到几大法律问题的困扰，对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到目前MBO能否获得批准和成功实施。
　　怎样掌握控制权标准
　　上市公司实施MBO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就是判断是不是MBO。《上市收购管理办法》将“上市公司收购”定义为收购人持有或者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导致其获得或者可能获得对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行为。由于多数MBO采取对上市公司原国有股权协议收购的方式，所以判断是否属于MBO、应否履行MBO相关披露义务的关键就在于，公司的控制权是否因为股份转让而发生变化，即易手他人。这一点也是上市公司收购与单纯的大额持股变动的区别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的控制权通常可能因为三种关系而发生转移，即持股关系、控股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所谓持股关系，就是管理层或者员工持股有没有达到上市公司30％以上的股份。控股关系是指除了直接持股之外，有没有通过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关系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如果这些股份合共计算，有没有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或者事实上拥有最多的表决权，或者事实上可以决定半数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当选。一致行动关系是指，虽然单个自然人或法人不存在上述持股或控股关系，但是他们之间通过口头或者书面达成协议，在行使表决权上一致行动，从而共同达到上述持股或者控股效果。监管部门一般审查上述三方面的关系是不是存在控制权转移的可能或疑点，因此，财务顾问单位作为MBO必不可少的服务机构，应该重点提供有助于澄清上述关系的说明意见，其立论中心就是要向监管部门证明公司的控制权是不是发生了转移。
　　实务上，由于实际控制关系的复杂性，适用控制权转移的标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某些不确定性。当然，这也与我国的主观化的立法模式有关。在国（境）外，譬如英国的《城市法典》和受其影响的一些英联邦国家、香港地区、德国和欧盟等，一般采用更为客观的标准，将持有上市公司30%或以上表决权股视为拥有“控制权”。另外，《办法》属于《证券法》授权立法的部门规章，立法位阶的不足增加了其解释和适用的不确定因素。从监管部门来说，如果建立公开透明的审批指引就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测性。而对财务顾问单位而言，面对不确定因素的最好策略不是消极回避而是积极回应，将可能存在的法律盲点逐一排除。
　　能否绕过转投资限制
　　实践中，上市公司MBO往往通过设立“壳”公司或者借道母公司“暗渡陈仓”，以便规避直接实施MBO可能遇到的政策风险。但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转投资限制，即公司法第12条：“公司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换句话说，MBO所涉权益不得超过“壳”公司净资产的一半，或者“壳”公司净资产至少为MBO目标权益的两倍。这条源自台湾公司法的限制规定历来为人诟病，因为其立法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台湾现行立法将它改为选择性条款，并增设了例外规定，约束力度已经很弱，相比之下，内地的规定一仍旧贯，已经成为资本运作中严重的法律障碍。不过，从胜利股份MBO来看，“壳”公司胜利投资是2002年7月成立的，注册资本1.1亿元，而此次实施MBO所需股款则在9000万元以上，显然不符合转投资限制规定，该案能够获得批准，说明监管部门执法已经出现松动迹象。据悉公司法修改业已提上日程，或许在这方面会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