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非常痛苦于去年刘涌事件中法学家和他们倡导的法治精神所遭遇到的无情嘲弄和辱骂，今天，掠夺之手同样使改革面临蒙羞的局面。必须看到，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带来的社会怨恨是“经济理性”最大的敌人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对最近郎咸平质疑海尔曲线MBO、TCL分拆上市、格林柯尔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言论在国内经济学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我本无能置喙。然而，却使我想起今年春节我回乡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我的家乡是河南南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这两年的城市变化惊人，与1995年—1999年的破败局面大相径庭。看到城市的变化，很多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信心也恢复了一些。我向亲朋好友询问原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其一是大量地方国有企业破产——尤其最近两三年改制进行得比较彻底，既得利益者开始轻装上阵，改建或新建私营新企业；而对改制后当地大量的产业工人来说，日子总是要过的，在被剥夺所有权后，他们从能保证温饱的最低薄的基础开始，自己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和社会新角色，或做小买卖，或四处打工，渐渐也有了些起色；第三，从沉重的企业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当地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和贷款等方式，重新开始了多年停滞的市政建设，道路、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等新气象开始显露出来。从经济基本面来说，这个曾经濒于破产的城市，在熬过了阵痛最烈的几年后，由谷底开始了反弹。
　　注意，我用的是反弹，在股市用语中，反弹和反转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之所以谨慎地用了一个“反弹”，是因为我同样看到了“复兴”背后的另一个增长。一位在当地地税局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只有30万人的城市，仅歌厅就有300多个。另一位同学所在的啤酒厂刚刚改制完毕，管理层买股份的钱是向所有员工集资的，普通员工每人5000元，借款期3年，到期按银行3年期基准借款利率给付利息，而且要扣利息税！基本没有人敢于违抗，他们被告知不集资者第二年不再签订用工合同，但这位同学一遍遍地诅咒辱骂，辱骂所有他看不顺的人和事。
　　经济确实在增长，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确实有利于资本和资源的聚集——那意味着效率和增量财富的产生。然而，社会丑恶的增长，贫富分化的增长，尤其是掠夺和牺牲的双重增长，社会怨恨情绪的增长，是否会依照一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涓滴效应”而在二次分配中得以化解？对于后一种增长——社会怨恨的增长，我尤其担忧，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大多数民众也这样认为：这种怨恨来自于自己的财产权，以“产权不明”的名义，在产权改革中被少数攫财大亨非法掠夺。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在中国进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宏大的实验，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有大规模资本金投入，欧美等先发国家都是通过两种途径：对内剥夺与对外掠夺。为避免先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毛带领中国人走上了一条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体，通过对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剥夺来积累资金，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民与工人作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底线保障的承诺，并以全民所有的方式赋予劳动者以产权。但今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资本积累”路子彻底终结了，代之以分散的个体进行资本积累。
　　对于中国现代史在走过一段“之”字形道路后重新回到历史的起点，已经极少有人再表示不满——换言之，极少有人反对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甚至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郎咸平，也一再强调：“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不能够让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这方面要停止。”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最近撰文支持郎咸平，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也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但这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受到善待，可能有人并不同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被解雇权就是企业工人的产权”，但这笔巨额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确实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工人们则被每年几千元的价格买断了工龄。从法律上讲，这实质上是以“债权”偷换了“产权”。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而像我的朋友所遇到的那种员工集资给经理层MBO，则可以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