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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辞职与内部创业――解读华为的新老接替 | |||||
作者:佚名 人气:252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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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新老接替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智慧。但是,通过推行职业化管理,逐步形成人才良性循环的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内部创业——组织转型期的新老接替 4年之后,2000年的下半年,华为出台了《关于内部创业的管理规定》,规定凡是在公司工作满二年以上的员工,都可以申请离职创业,成为华为的代理商,公司为创业员工提供优惠扶持的政策,除了给予相当于员工所持股票价值70%的华为设备之外,还有半年的保护扶持期,员工在半年之内创业失败,可以回公司重新安排工作。当时,数以千计的华为员工自由组织起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其中包括李一男、聂国良二位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任正非在欢送李一男的讲话中,把华为鼓励内部创业的目的概括为:一是给一部分老员工以自由选择创业做老板的机会,二是采取分化的模式,在华为周边形成一个合作群体,共同协作,一起做大华为事业。潜在的含义是希望通过创业员工的自我尝试,趟出一条血路,弥补华为在分销渠道方面与竞争对手的明显差距。然而,任正非没有道出却是更加深层的目的,却是实施第二次有组织的新老接替运动,将一部分老员工分流出去。 2000年,是华为在IBM帮助下进行业务流程变革的第二个年头,华为正从职能型组织向市场导向的流程型组织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管理层级的减少和中层管理编制的压缩,当时公司中高层干部中流传着一副对联,上下联是“下岗下岗再下岗,裁员裁员再裁员”,横批为“精官简政”。因此,内部创业的举措,实际上是给一批在公司长期工作的中层管理者寻找一条良好的出路。任正非是一个深念旧情的人,基本上不主张直接裁员的精简方案,在他看来,采取内部创业模式,企业拿出一笔费用来支持老员工,既保护了离职创业员工的基本利益,也为华为未来发展培植了良好的周边关系,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再比较一下可以发现,1996年和2000年,都是华为历史上发展比较迅猛的时期,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进行大型的人员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生存产生致命的影响。 如果说,1996年的市场部集体辞职,是一次新老接替的成功尝试的话,那么,2000年的内部创业,却成了华为心中永远的痛: 内部创业,通过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希望一部分难以发展的老员工自愿退出,结果却没能如愿。老员工持有大量的内部股票,每年可以享受大笔的分红收入,加之爱默生将要收购华为电气的消息以及华为可能上市的传闻,更加坚定了他们不想离开的决心。再退一步来讲,即使在近几年华为业绩徘徊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沉淀层”,还是紧紧抱着华为这棵大树。这样一来,内部创业真正走掉的,绝大多数都是骨干员工,他们更希望寻求外部发展的机会,也是创业力量急需获得的人才。 内部创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贯彻任正非“收紧核心、开放周边”的策略,让创业员工形成华为产品的分销渠道,结成以华为为“轴心”的联盟。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设想,对于离职创业的员工而言,一旦脱离华为,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第一位的选择,与华为的合作,只是开始阶段的一种简易模式,随着企业的深度发展和规模扩张的需要,必然会象其他创业期的公司一样,要么同时代理其他公司的产品,要么向价值链的上游整合,开发自己的产品,而这样的结果,不是同时与华为的竞争对手结盟,就是直接成为华为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无论是李一男的港湾网络,还是黄耀旭的钧天科技,或者刘平的格林耐特,都是朝向后一条道路发展,这恰恰是华为所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如果不是IT的冬天制约了他们快速发展的话,“华为创业系”对华为的威胁,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兴、TU斯达康等传统友商。 内部创业,涣散了华为的内部军心。华为统一强大的文化体系,是华为十数年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内部创业实施之前,想挖走华为的员工,难度非常之大,1999年,某猎头公司曾以50万元年薪的高价劝说华为市场部的一名员工跳槽到一家跨国企业,他当时在华为的年薪虽然只有20万元,却根本没有离开华为的打算。如果谁想要挖走华为的一个团队的话,那就更是难上加难。而2000年之后,来猎挖华为员工的,基本上都是华为创业出去员工,自己人挖自己人就容易许多。继续留在华为的员工,看见周围熟悉的同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走了一批,战斗力也大不如前。另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之下,那些从华为创业出去的代理商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华为内部的力量来强化自己,营销活动中,他们与华为营销人员的内部交易越来越多,产生了市场上流传的“内外联合刨华为树根”的现象。 推行任职资格——制度化的新老接替 曾经与几位跨国公司的高层主管交流过国外公司的经验,他们的看法是,国外企业新老交替的问题,远不象中国企业这样突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通常是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职位的变化,公司有权选拔和替换合适的人才,而职业经理也可以选择接受变化或者辞职。 相比之下,华为所采取的方式,无论是前期的“集体辞职”,还是后期的“内部创业”,从本质上看,都还是一种毛泽东“群众运动”的模式,在起到改变员工固有观念的正向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一,运动都具有突发性,对公司业务经营和人们心理的冲击还是比较强烈,国内外企业的实践证明,除非危机时刻,持续渐进的改革模式更加可取;其二,华为的二次运动,与依据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不同,都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主要依靠企业家的“慧眼”来选拔人才,运动轰轰烈烈,却没有明确的更替标准和可靠的人才评价数据可以依循,在内部创业过程中,不但“沉淀”没有清除,反而因此放走了一批公司真正需要的人才。 实际上,如何从制度上实现企业内部的新老接替,也是任正非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前些年,由于快速的发展,我们提拔了很多人,提拔时犯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错误,并不是我们选拔的所有干部都合乎科学的管理规律,因此,一定要把任职资格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到底,三~五年内形成自己的合理制度,公司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在任正非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998年开始,华为与NVQ(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合作,在公司推行任职资格制度,希望逐步实现制度化的新老接替,制度主要包括职业发展通道、任职资格标准和资格认证三大部分,其中,“五级双通道”的职业发展通道模型,使得华为所有员工,不仅仅可以通过管理职位的晋升和发展,也可以选择与自己业务相关的营销、技术等专业通道发展,对于每条通道的不同级别,都设立了相应的资格标准。原则上,每隔二年进行一次职位资格认证,公司根据认证结果,决定是继续留任、晋升、还是降级使用。 任职资格的制度文本虽然建立起来,但制度推行的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制度体系比较复杂,以中级管理者为例,资格认证标准包括五个基本模块,每个模块又有若干个行为标准,这样,认证需要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精力都非常之大,每个部门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认证完毕,另外,资格认证,需要认证者良好的职业素质和基础数据系统的支持,否则,最终的认证结果可能与任职者的实际水平不相符合。但是瑕不掩瑜,资格认证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与客观标准比较的相对公正性,而任职资格制度的不断修改完善,也是企业实现制度化新老接替所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在任职资格制度之外,华为还有另外二项新老接替的制度设计,一是接班人培养制度,制度规定,主管只有在培养出可以接替自己的人选之后,本人才能得到提拔,否则,即使工作再出色,还要继续留任,当年任正非在提拔聂国良为公司副总裁时曾经说过,我为什么要提拔他?就是因为他能够培养出超过自己水平的下属;二是中高级干部岗位轮换制度,公司规定,没有周边部门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担任部门正职主管,以此来鼓励管理者积累多项业务的管理经验,并促进部门之间、业务流程各环节之间的协调配合;为了防止诸侯割据现象并不断提升营销管理技能,华为还规定,市场部区域经理的任期为二年,二年之后,原则上要调换到另外一个区域市场工作。 企业中的绝大多数管理者需要内部培养产生,是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少量“空降兵”的引入,也是企业实现新老接替的一种可选模式,任正非认为,只有推行职业化管理,少数“空降兵”才会有生存发展的土壤。“我们现在还没有消化“空降部队”的能力。他们做的那套东西我们适应不了,结果,我们既没有受到教育,他们也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他们呢,象我们这样的“农民”,何时才能革命成功呀。”1999年,任正非发出了上述的感慨。2000年,任正非又提出:“再过两三年后,公司管理规范了,我们要引入一批胸怀大志的人进入公司,来激活沉淀层。”但从目前情况,华为在引进人才方面,依然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 制度化的新老接替,是企业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相互配合,华为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激励员工的同时,也增加了新老接替的制度成本。现阶段,中国企业新老接替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智慧,诸如明升暗降、拆分封侯、因人设岗、强制退位等等,都是企业家们“各显神通”的解决方案。但是,从转变员工观念开始,通过推行职业化管理,逐步形成人才良性循环的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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