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人们在2003年的所作所为作出道德上的评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首先面临的难题不是商人们，而是道德本身。和道德最为亲密无间的应该是“善”和“恶”，商业道德也不例外。但是，什么是“善”和“恶”？或者说，谁的“善”和“恶”？

    在一个多元化趋势并不弱于全球化趋势的社会里，答案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几千年来，我国对于商业的道德评判指标就一直在重商和轻商之间摇摆不定。2003年，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对商业过度崇拜的阶段，所以，此时的商业道德应该是财富英雄们的道德，财富即英雄。当然，期间也有一些意义非凡的插曲（比如周正毅事件）使得商业道德开始由“英雄道德”向尼采所说的“群氓道德”偏移，以“诚信”、“公益”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开始力图主宰舆论，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商业道德的回归。我们的评判也许就在“英雄道德”和“群氓道德”之间骑墙，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率先看见更宽阔平坦的第三条道路上折射过来的明光。

2003之哲商

    海尔张瑞敏在过去以“斜坡滚球说”等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哲商”地位：他被认为管理理论自成系统、思路超前于同时代其他企业家。2003年，张瑞敏又对外宣布海尔新战略——ＳＢＵ（策略性经营单位）。他想把海尔的3万个员工都变成自主经营的“老板”，从而完成海尔史无前例的再造。不过，相对于海尔以及整个环境而言，ＳＢＵ似乎过于超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奇怪的是，外界对此的热情并没有对海尔体制问题（如ＭＢＯ）的热情那么高。外界猜测，张瑞敏对后者的三缄其口并不影响海尔在这方面的切实行动。看来，真正的哲商懂得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恰当距离。

    有着“地产思想家”别名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2003年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十年来，冯虽然把高端产品“万通新新”系列搞得风风火火，却也忙于空中穿梭、四海传道，以至于思想和本业相距较远，许多人只知道冯本人的长相却不知道冯所盖的房子的长相。但是，2003年底，冯仑终于直截了当地用思想为公司业务服务了一把：推出房地产界“美国模式”，力捧“地产定制势力”，他策划的“居住改变中国”论题更使得业界空前团结。“居住改变中国”和冯此前闻名于市的“民企原罪”基调基本相反：住房的私有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财产关系，并进而瓦解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私权由房产的财产权进一步延伸，扩大到所有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倾向，推动了社会进步。论题的日渐深入人心无疑会为地产的未来扫清许多障碍。

    而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似乎能够为更多企业的未来扫清障碍。他曾被称为企业思想者。1993年运作成功中国第一家上市私营企业之后，张宏伟顿悟：“资产经营是做加法，资本经营却是做乘法。如果加法和乘法一同做，企业自然会像滚雪球般做大做强”。“你借别人的钱，借别人的脑，你就等于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此后，他在资本领域越走越远。而信奉他的这一观点的企业主也有不少成长为民营资本大鳄。不过，近年来张宏伟先后遭遇参股吉通受阻、锦州港业绩造假、锦州港增发流产等一系列打击，使得他在2003年的运作更加艰难。而他在困境之中昂然抗拒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举动则继续维护了他民族企业、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地位。

    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显然是儒商历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他曾经自称或者被称为儒商，属于依靠文化挣钱或者挣文化钱的商人，但是他在2003年消失了，带走了钱，留下了文化。

    曾经风行的儒商在近年有所没落，这跟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加入经商行列、从而使标榜儒商不再是领潮行动有关，更和曾经被称为儒商的商人的业绩并没有一直蒸蒸日上有关：孔府家酒的孔超、红桃Ｋ的谢圣明在这两年都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儒商的势头在2003年继续滑向谷底，刘波事件是个雪上加霜的标志。有人甚至断言：刘波事件考验中国体制。因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许多刘波式的商人，而“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无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信息传递失真以及信息交流中的不对称问题”。

    还好，在“落水”风暴席卷中国富豪的2003年，西部企业家荣海用自己在本年度的岿然不动坚守着儒商最后的阵地。而被称为地产儒商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新儒商的内涵。2002年张宝全曾经因为在地产中强调“文化基因”而引发了中国房地产近10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大论战之一——中国房地产最终的发展目的是为物质还是为精神的大论战。显然，他是倾向于后者的，但是当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121号文件对在房地产企业开发过程中可能获取资金的所有渠道都设了关卡之后，一向温和的张宝全却出言不逊，说此政策属于典型的“拔苗助长”。当然，“121文件”出台仅隔两个月后，张宝全便以“贴息委托贷款”成功绕行。这体现出了新儒商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务实选择，以及在实际行动上的大智慧。

    没有人把董文标叫做儒商，但曾执教河南金融管理学院的董的商业领域以及所作所为，显然是众多仍然固守于传统知识领域的儒商所应该关注和学习的。作为中国上市的第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和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的行长，他的一招一式将对迎来ＷＴＯ挑战的中国金融业具有示范作用。在2003年2月底刚刚发行了40亿元可转债之后，民生银行于2003年12月6日正式宣布“准备到香港市场发行Ｈ股”，力争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第一家在国内发行Ａ股再到香港发行Ｈ股（Ａ ＴＯ Ｈ）的公司。董文标坦承民生银行需要资金，但是他说这是民生银行本身发展太快所致。鉴于民生银行的特殊身份，我们有理由给它更多的关爱。

    儒家发源地山东的企业家在2003年也有斩获。7月18日，暂停上市长达两年的郑百文在上交所恢复挂牌交易，之后，公司正式更名为“三联商社”。郑百文曾因连续亏损而被暂停上市，并因严重资不抵债被最大债权人申请破产。在2001年，山东省政府重点培植的八大骨干企业之一山东三联介入该公司重组，提出现有股东向三联无偿转让50％股权的重组方案，几经波折，终获通过。郑百文重组模式受到过市场颇多争议，不过还是受到退市公司的青睐：2003年，又有深中浩和银山化工先后提出无偿出让股权引入大股东的重组方案，但均没有成功。鲜为人知的是，完成此个高难度动作的三联董事长张继生原本是个书生，酷爱文化事业，目前还带着研究生，并且主编一本偏僻的思想刊物《青年思想家》。

    更为可喜的是，关于领导力而不是管理能力的迫切需求和热烈讨论在2003年渐次盛行，而浸淫了数千年的儒家之道无疑是中国企业家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基因。

2003之奸商

    没有人愿意被冠上“奸商”之名，无奈的是，这不由商人自己决定。你看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虽然在2003年也做了一些捐款，但是还是免不了千古骂名——那些钱不是他自己的，甚至是从捐款对象那里骗来的。这不是简单的借花献佛或者沽名钓誉，而是犯罪，跌破了道德底线。

    “无商不奸”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对商人的基本道德判断。直到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有“奸商”词条，而且注释仍然是“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暴利的商人”。事实是，中国商业社会发展到现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词语已经基本从法律条文中消失；现实商业活动中，一本万利的商业模式、财富神话更被众人追捧。所以，“无商不奸”已经渐渐从道德评判的席位上挪至“技术描述”的岗位，目前至少处于脚踏两只船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奸”字的义项选择“取巧”更为贴近时代。

    2003年，商业已经发展到了非“取巧”不能胜出的阶段，“取巧”基本和“成功”等义。在这一年，“取巧”型商人大量涌现。典型的有营销型人物牛根生以及炒作型人物史玉柱。

    “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只有超越环绕速度，企业才能永远发展。”蒙牛牛根生这句话的底气来自于经验：过去三年，蒙牛增长速度达到了1947％。也是基于经验，蒙牛为自己设计的今后三年速度是每年翻一番。蒙牛暴富的秘诀就是以营销、整合代替传统的滚雪球发展方式。2003年底，蒙牛以3．1亿元当上央视2004年新“标王”，牛根生看来要在营销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3．1亿元以及其他销售成本怎样分摊到牛奶中？如何避免重蹈“标王”覆辙？牛根生只能用2004年来回答。

    复出的史玉柱用脑白金再次奠定了自己炒作高手的江湖地位。不过，有很多人五体投地的同时也表示看不懂：烦人的广告轰炸也能创造销售奇迹，这不知道能够证明中国消费者愚蠢还是史玉柱高明。黄金搭档不温不火地重复着脑白金炒作路线的2003，让人们基本得出：中国消费者变聪明了。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段永基居然在年末把走向颓势的史氏“大作”给接了过去。难道老江湖段永基比常人还笨？不管怎么样，史玉柱给自己设的“退出机制”是高明的。

    当然，也有曾经以量子理论和炒作《学习的革命》“巧取”资本市场的科利华董事长宋朝弟在2003年的跌落：年初，其上市公司龙科被戴上了ＳＴ帽子。所以，“取巧”以后怎么办、如何持续发展是这类商人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2003之和商

    “和气生财”，这是中国人的生意经之一，不仅如此，老外也慢慢奉之为圭臬。

    曾以“强硬的改革派”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马蔚华在2003年的一个变化显然是个榜样。马蔚华是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曾因为处理海南发展银行的问题而声名远扬。招商银行于2003年8月26日公布了拟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债融资方案，市场在不久以后却传出该方案遭到基金经理进行“集体砸盘”的说法。于是，此前基金经理很难谋面的马蔚华主动奔走于各家基金管理公司，有媒体把马的行动说成“前倨后恭”或者“屈尊”，但不管怎么样，后来中国银监会《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让招商银行等来了转机。这组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件可以归结为佛语“善有善报”。所以，马蔚华的转变是多赢的。

    和马蔚华不一样，王石、张醒生、叶莺等将自己一贯的公关专家或者公众人物姿态在2003年发挥到了更高点，为自己和企业聚集了更多的人气。王石在2003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同时万科也有了新的业绩。“他是今年（房地产界）最值得称道的人物。”冯仑对这位老同行在2003年的表现打了最高分。叶莺则通过中国影像领域最大的收购案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公关能量。2003年10月之前，在中国影像领域，柯达、富士、乐凯三角制衡的博弈中，最早传出也是最迫切与乐凯联姻的是日本富士，但最终却被技高一筹的美国柯达抢亲成功。人们则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例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真正的主角——叶莺。1998年，柯达在中国的合作进程举步维艰的时候，曾为美国外交官的中国女子叶莺介入，并说服柯达使用以“和”为核心理念的谈判方法促成了柯达与中国政府的“98协议”。业界认为，柯达在乐凯收购案中的胜出很大程度上是“98协议”的延续，也是柯达和叶莺多赢战略的胜利。

    另一位重磅级企业家刘永好在2003年的表现也堪称楷模：他既保持了足够的活跃度，又保持了足够的美誉度。

    出名却很少出头的任正非则在经历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曲折过程。华为和思科的知识产权纠纷最终在2003年10月以终止诉讼暂告一段落，外企思科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以和平换取时间和市场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任正非敢于应对思科并且宣布筹备上市，改变了外界对华为“沉默封闭”的看法。

    管理风格一贯倾向温和、在家电业中算得上十足的“和商”的李东生在2003年也遇到了麻烦：年初的假账风波几乎一夜之间要摧毁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电帝国，李东生只好用“中庸”的办法如履薄冰：在承认通讯公司财务有问题的同时否认做假账。不过，李东生接下来的两个大动作将所有的视线都从假账风波抢了过来：集团上市表明了李透明化、国际化的决心，收购汤姆逊则成了彩电业反倾销悲声下惟一的亮音。他在下半年成了家电业最耀眼的明星。

    可见，“一团和气”并不是和商的标签。

2003之佛商

    佛教也许天生和商业格格不入，所以，尽管中国也盛行佛教，但称得上“佛商”的寥寥无几。不过，两位和佛有关的企业家的2003年值得关注。

    几乎是现有中国企业家中辈分最高的双星总裁汪海信佛，并且把这种信仰移植到了企业管理中。在双星总部，矗立着一尊大弥勒佛像，佛像两边写着一段话：“自己拿自己当骨干，自我感觉良好”。在企业内部，汪海力图从责任的角度将自己塑造成企业和员工的“佛”。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曾经让双星一时风头无两。但是，可能是由于管理者本人的创新以及体制创新的问题，双星虽然因为进入轮胎业而有所收获，但2003年主业——鞋业却被淹没在众多新手的声音中，而且，有媒体报道了双星管理家族化的倾向。这对于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信徒汪海显然是很大的挑战，虽然“众生”也包括亲戚。

    相对年轻的“佛商”凤凰卫视刘长乐则带来了相对的活力。港台媒体称刘长乐为“神秘的大佛”。其本人确实信佛，而且长相酷似弥勒佛，其“职业事业化”的管理理念也颇得佛家要领。在2003年，刘长乐更巧妙地将企业所在行业和佛教的普渡众生结合起来，不折不扣地继续贯彻自己的“电视新法”：在收视率并不高的情况下，利用名人效应，攫取亿万华人的心。伊拉克战争期间，其爱将闾丘露薇成为第一个深入战争核心带的华人记者。据悉，2003年凤凰业绩又上涨了60％。

    佛教这个舶来品尚且难以和商业结合，土生土长的道教似乎更加和商业格格不入。不过，成都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继承了这个衣钵。他在其专著《大道·无为》中写道：“因一个‘争’字，就把人们带到了邪路。”所以，他在竞争中主张“不争”。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薛永新也在几年前遭遇连环爆炸案，所以，他在2003年没有大的发展也情有可原。

    最新消息说，没有声称自己信佛的王健林、楼忠福在过去10年中捐款以亿计，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佛商。

2003之官商

    许多商人喜欢把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书放在办公室。正像胡雪岩是时代的派生物一样，这种现象是中国转型商业社会的附属品。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都于2003年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的厉害，并在行动上获得巨大进步：在政府采购竞标中多次失利之后，微软终于挖走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陈永正担当大中华区总裁，而陈被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中国政府中广泛的人脉关系。

    和那些想靠近政府、成为“官商”的商人不同，直接由政府任命、有政府背景的“官商”也有自己的苦衷。从上海黄埔区副区长到联华超市董事长再到中国最大的商贸流通集团——上海百联集团总裁的王宗南每天坚持跑步，以应付工作的压力，他的最大问题应该是上海四大国资商业集团上海一百、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重新组建成的百联集团的内部协调问题以及外资竞争压力问题。同样，刚刚完成全球最大ＩＰＯ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董事长王宪章则肩负中国金融机构改革试金石的重任，风光之下，如履薄冰。不仅如此，有些甚至有做离心运动的迹象。2003年6月9日，经过东风汽车集团老总苗圩23个月的斡旋，注册资本金20亿美元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最大一宗汽车合资案。据悉，东风、日产全面合作后，东风总部就可以如愿以偿地从根据地襄樊迁到武汉。东风和襄樊政府的种种问题可望迎刃而解。另外的相当多“官商”则正在考虑或已经实施ＭＢＯ及其他改革措施使企业摆脱政府过多的管制。据说，倪润峰的复出就和长虹的ＭＢＯ有很大关系。这多少给人一种“围城”的感觉。

    而由民营企业走进政府企业之后，田溯宁则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华。他领导小网通经历了大、小网通合并等大风大浪，如今，他又带领网通走向海外上市之路。

    2003年“商而优则仕”的卫留成则直接给“官商”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注入一股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