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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管理：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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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羿 人气：506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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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姜奇平先生再商榷 〈内容提要〉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 在评论姜奇平先生的文章时，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 针对我的《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日前，著名学者姜奇平先生以《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论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为题，在《互联网周刊》和《博客中国》上同时向我发起了批评。 从姜奇平先生的文章中，我发现，对于后现代及后现代管理问题的认识，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试图通过对话来消除这种分歧，至少短期内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后现代管理对于很多人还是陌生的，特别是双方观点的歧异性，因此，我希望通过与姜奇平先生的进一步商榷，能够使问题更加明朗化。 我认为，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思想回落到“五四”之前水平的危险，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消极作用。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这样，就算言辞是激烈的，也是对事不对人。至于互联网上那些不负责任和缺乏思考的漫骂式批评，无论是针对谁，都令我敬而远之。这使我更加感到后现代中国 “交往理性”构筑的重要性。 “后现代”本质之辩 姜奇平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欠公允。 “后工业”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一种思想，与从哲学、文化学等多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后现代”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的有关后现代管理的著述中，强调对技术主义的超越堪称是一条思想的主线。因此，在这里不需要再费笔墨澄清这一问题。我与姜奇平先生分歧的关键其实不是“后工业”与“后现代”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要不要东西方融汇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姜奇平先生所说的：“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 但在后现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的认识上，姜奇平先生走向了错误的一面。姜奇平先生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这一说法中隐含着“东方理念是根本”的意思，因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也说过“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 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 姜奇平先生的这种说法，表明他对西方管理存在着片面化的理解。科学管理仅仅是西方现代管理的一个流派，远不能代表西方管理。其中隐含的思想也是“中体西用”。即姜奇平先生的“后现代”是东方的“道”加西方的“术”。 这是姜奇平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他所提倡的“新儒学、新道家与新经济”也无不如此。事实上，在后现代背景下，无论是“新儒学”还是“新道家”都是没有出路的。尽管“新儒学”本身也已经由“中体西用”转向“西体中用”，仍然摆脱不了没落的命运。 如姜奇平先生讲，“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所谓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只根据字面上的相同就断定“方向一致”，这种思想过于表面，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举一个例子，如姜奇平先生认为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就缺乏深入思考。因为在道家那里，宇宙是“天、地、人”三元合一，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宇宙是“天、地、神、人”四元合一。这昭示了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的本质区别。 其实，我和姜奇平先生在“后现代化是东西方融合”这一认识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姜奇平先生的东西方融合强调的是不加深入剖析的“东方为本”或东西方的简单叠加，这样稍有不慎，不是倾向于“中体西用”，就是倾向于“折衷主义”，都容易将人带入思想误区。 后现代中国：中学、西学之争的终结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争论，“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还是东方取向’的第一次思想碰撞。”我认为姜奇平先生这是高估了我们之间的讨论，因此，我不但没有为此感到光荣，反而感到汗颜。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有这么看重这个讨论。关于后现代思想，我也仅仅是刚刚有一些自己的初步思考。而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认为姜奇平先生的以上说法，仍然隐含着“中体西用”思想，很容易把关于后现代管理的讨论引向误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后现代化”与“现代化”并无本质的区别。关于中国发展采取“东方取向还是西方取向”的问题，百年前曾引起争论。但由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早就遭到了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北洋水师的覆灭、近代中国改革的失败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与日本同时进行改革的中国，各种条件均优于日本），早就证实了“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 “中体西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东方一元论的失败。与东方一元论相对应的反民主的专制体系。 陶世龙先生在《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文中指出：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而何兆武先生在《“中学”、“西学”与历史文化传统——<序“中学”与“西学”>》一文指出：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并无所谓中西之分的。几何学源出于希腊（或埃及），没有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埃学。代数学源出于阿拉伯，也没有理由说代数学是阿学。别的民族一样可以学好几何学和代数学，甚至比古希腊人的几 学或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来得更加高明。中国人历史上有过四大发明，但也不能说那就是中学，别的民族不能有的，就是学也学不好的。任何学都不是某一个民族所能垄断的专利，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挂上一个中学或西学或英学、法学之类的招牌。任何学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学到手的，而且完全有可能青出于蓝。就学之作为学而言，本来无所谓中西。总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德国人。 百年前中学与西学之争的那一幕，到了五四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此后再继续这一争论(如全盘西化或保存国粹之类)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语句。” 也谈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姜奇平先生误解了我的观点。我从未否定过中国传统，我所否定的是对中国传统的盲目推崇和缺乏思考地与后现代对接，是新瓶装旧酒式的似是而非的复古主义。 姜奇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张羿先生主张中国的后现代化，就是全面西方化；为此，他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虚无态度……”；“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 事实上我在《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以及包括《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等著述中，从未有过如此倾向。比如，关于儒家思想，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是这样阐述的：“我们不否认，在儒家的‘仁’中，也有爱的成分。但在权威主义和主仆关系的儒家礼教系统中，所谓的‘仁’只能大打折扣。” 这里我所关注的事实是，儒家如何实现其思想主张的问题。评价一个思想体系的科学性，该思想在现实中能否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好的东西，仅仅是主张本身是好的，但缺乏科学的体系。这样，思想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思想家认为好的东西，在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意识中肯定也都是好的。但你不能说每个老百姓都是思想家。我们一定要区分科学的思想体系与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还说过：“尽管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得中国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其精髓要义。这是孔子也不愿看到的。所以才会有这位孤独的先哲‘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这话表明，即使对于孔子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也是十分敬重的。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去体会孔子的孤独，用新的科学体系去实现其未竟之愿。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我们实现孔子的理想时，不可能再沿用他所主张的落后的体系。 同样，姜奇平先生对墨子思想与后现代思想关系的理解也是表面的。他说，“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那肯定没有区别。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思想体系的科学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仔细考查墨子思想及其时代，就会很容易看出其局限性。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反对者而出现的。墨子认为，儒家的爱是有等差的，因而实际上造就了森严的统治体系。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墨子寄希望于“明君”来实现其理想，表明其思想与现代西方民主思想体系具有天壤之别。当然就更不用说与后现代思想之间的距离了。 至于姜奇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存在农业社会那些落后 了。”这种观点，就更加缺乏思考。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是中国之大幸。而事实上，农业社会的落后面在中国还无处不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超越传统农业文明，仍然是后现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 后现代管理：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 在后现代背景下，关于西学与中学之争早就应该结束了。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无处不在表达这样的思想： “中国商业精神正随着经济的逐步起飞而处于艰苦的摸索与构筑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面对是一个全球一体化和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都扑面而来，都处于同一个界面之上，因此必须摈弃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必须直接以后现代模式来迎接后现代世界的种种挑战。” 在上面这段话中，我明确地说，“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中国式管理”，我是这样阐述的：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时期，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国际性、普遍性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其地域性和特殊性。” “什么是‘日本式管理’？什么又是‘中国式管理’？尽管我们说，在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与地区理应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事实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也在趋于一体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后现代时期经济文化化之大势，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大融合。这一融合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度扩张中的民族与文化大融合。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区分何为西方，何为东方。” “事实上，所谓‘日本式管理’也不过是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其与西方管理共通的地方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相同大于差异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本质上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管理’而充其量只有中国特性的‘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管理才是我们建设中国商业精神的坚实基础。而后现代管理本身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商业精神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区分后现代管理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已毫无意义；区分中国商业精神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也毫无意义。” “东方管理也好，西方管理也好，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只能是后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东方管理和西方管理。” 鉴于姜奇平先生对我的误解，使我不得不把上次说过的话再搬出来。在以上的这些阐述中，我的观点是非常清晰的。在后现代管理思想的构筑方面，我根本不存在“全盘西化”的倾向，我的主张是“中西合璧”。至于怎样“中西合璧”，以及何处采中，何处采西，那要看具体情况。姜奇平先生虽然也主张“中西合璧”，但他思想深处还是倾向于中国传统。因此才会特别强调“中国式管理”。事实上，管理与诸如艺术、饮食、服饰等文化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无论怎样“后现代”，都不会改变其强烈的民族或地域色彩。对于后现代问题，看来绝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由于姜奇平先生没有厘清“中学”、“西学”的后现代融合的问题，因此，他关于后现代管理本质的认识，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结尾，姜奇平先生说：“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挑出的一个毛病，那就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 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 我认为，姜奇平先生在下一代管理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的表述中，仍然存在双重逻辑误区，其一，仍然是没有真正摆脱“中学”、“西学”区分的藩篱；其二，后现代管理并非是西方的专利，尽管它起源于西方，这一点，姜奇平先生还没有厘清。 关于后现代管理并非西方专利的问题，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安然、世通的破产，还是大量中国企业的败局，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在后现代背景下及时建立自己的后现代管理体系。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从中国企业的实际需要来说，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我们总不能说东方人的管理学说，就是“东方管理”！ 而我之所以提出“抵制中国式管理”，并非否定中国传统，而是主张真正的中西融合。后现代管理乃是超越中西之争的新文化盛宴。 关于“中国式管理”，吴洪刚先生在《“中国式管理”：本土化还是全球化？》一文中也指出： “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有区别，但人的绝大部份还是相同的。刻意强调中国管理的本土性和特异性，甚至提出‘中国式的管理’，其本质上只是古代门派主义的翻版，既不符合现代管理的思想，也不符合企业管理的实践。 在企业管理领域，对科学的追求一样会面临着各种换了面孔的落后思维的阻碍，有时落后的思想还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我国自秦汉以来，儒、道、释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的根基。对管理的理解而言，就是“修已安人”。……这种非以人为目的的管理思想，如果真成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大道’的话，那么我们培养世界级企业的梦想也只能泡汤。” 结语 关于后现代管理，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对后现代管理的论述还是初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目前这本书正在不断完善中，因此我很欢迎象姜奇平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多多批评。 最后，我要向姜奇平先生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结尾，关于我的一段话： “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我还没有出版过任何其它的著作，也没有写过类似《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这样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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