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一个商业挂帅的国际大都市，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比香港更商业化的国际大都市，这个事实却很少引人注目。我对于香港铺天盖地的商业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不是认同也不是对抗，而是旁敲侧击找寻商业文化以内或以外的“人文空间”。
我找的是属于小众的“另类文化”，在美国，这种另类文化往往以性别和种族的区分作为标志—譬如同性恋文化—但在香港我找的不是这一类人，时髦的“另类”多得是，而真正稀有的“另类”反而是较为保守而仍然关心人文环境的教育家和文化工作者。
也许会有人说，香港有八间大学，人文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多得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车载斗量，不必找寻‘另类”。问题正出于此。香港的大学教育太过制度化，一切以美国大学马首是瞻（包括美国大学日渐公司制度化的操作模式），反而无法顾及本土的人文环境和精神，我曾公开为文，提倡设立一个或几个独立于学院以外的人文研究中心，至今毫无反应，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唐吉诃德，天真得可笑。然而我仍觉悟到不孤，必有知音在。于是我在香港到处漫游，寻找各式各样的小“人文空间”。
我对“人文空间”的定义很广，也很随意，举凡咖啡馆、书店、演艺场所、唱片行，甚至专供行人用的过道如金钟廊都不放过，数年以来，收获不大，尤其是有人文气息的地方实在不多。就以咖啡馆和书店为例，与台北、上海甚至新加坡比，香港实在瞠乎其后，更不必谈没有商业气息的人文空间。
我虽不是儒家，但仍然认为每一个人的人文精神（ｈｕｍａｎｉｓｍ）需要善加培养。想在商业挂帅的社会要求“人性本善”已难上加难，如果想保持一点人性，也只好靠些许的人文环境和少数有心人的努力，就好像大都市中的小公园一样，人们为生活奔波累了，可以在此稍事休息，看书谈天，闲暇之余，也恢复一点人性。香港有六百多万人口，到处都是人满为患，但仍然有不少小公园供市民游玩憩息，然而为甚么没有更多的为人文教育而设的小公园？“禧文”社的存在，倒使我对香港的前途稍增信心，对我而言，它的意义不亚于要大兴土木建立的数码港。
二
一个大都会“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一是机场，一是酒店。研究酒店文化的人，往往把它看作旅游业的一部分，这是纯从商业立场出发的论调。对我而言，酒店文化是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本地文化的表现。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衡量，亚洲各大都市特别是曼谷、香港和新加坡的酒店，都是名列前茅，举世闻名；然而我的评判标准不同，不谈装潢、价格或服务，只谈酒店里的文化内涵，以此眼光看来，曼谷的我没有住过，香港或新加坡的大酒店未必独领风骚。
二十多年前我偶尔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游历，旅行团下榻的酒店是鼎鼎大名的希尔顿，其著称之处——据本地人说——是酒店地下的一个小博物馆和馆旁的露天剧场，原来当这家酒店开土兴建的时候，无意间在地下发现古迹，所以希尔顿公司答应把这些古迹保留下来，原封不动地放在酒店底层的博物馆中，任人参观，因此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但最吸引我的却是博物馆旁庭院中的露天剧场，我到的那天晚上，刚好演出巴尔托克的歌剧《蓝胡子的城堡》，以哑剧形式，配上唱片播出来的音乐，效果特佳，当时匈牙利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演出的前卫作风，大胆得令我咋舌，至今念念不忘，记得还特别以此为名写了一篇长文发表。这种酒店文化，恐怕举世罕见 另一个相似却又相反的例子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大酒店Ｂｅｌｌｏｇｉｏ，几年前一位朋友去住过回来后赞不绝口，原因不是酒店中的大腿舞或轮盘赌，而是陈列在店中的大量西洋名画，乃是花了数亿美元买来的。我听后心动，正想与妻子到该酒店住一夜，品尝一点沙漠中的艺术味道，不料最近才听说这个“美景”早已烟消云散：酒店经营不好，被另一家公司收买并吞后，名画也悉数拍卖完了，这就是美国“粗暴物质主义”（ｃｒａｓ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的特色。原来是一件绝妙的文化现象—赌博不忘艺术、庸俗不忘风雅——现在却彻底被市场经济破坏殆尽。
我虽不满资本主义，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笼罩下的文化必须唯市场为依归而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划一，各地相似，所以美称为“全球”。北京的希尔顿酒店，就有这种迹象，十年前我被安置在那里，闷得发慌，幸亏那晚在酒店的大廊中见到一位面目清秀、不施脂粉的年轻女士在弹钢琴，一曲萧邦令我闷气全消。如今这种景象恐怕不可能了吧。
香港是我最熟悉的亚洲大都市，而香港的文化生活也的确离不开酒店：要找最好的酒吧、咖啡店、或西式餐厅，恐怕非酒店莫属。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文化特色？为什么在酒店里找不到一家雅致的茶楼（不是茶餐厅）？铜锣湾有一家，但不在酒店里；为什么在酒店里没有像样的室内乐演奏会或名画家的展览？（后者偶尔碰到，前者我还没有经历过。）为什么不干脆开一个文艺沙龙，专供文人雅士骚客聚会？为什么酒吧里唱的是流行歌或上海小调而没有粤曲？为什么不偶尔举办一次“另类”戏剧表演？为什么不在酒店的地下室恢复当年的电影欣赏会（ＳｔａｄｉＯｎｅ）？为什么……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不能赚钱。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在此不得不再次借用我的研究专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众所周知的和平饭店，当年是煊赫一时的ＣａｔｈａｙＨｏｔｅｌ和犹太富豪Ｓａｓｓｏｏｎ的旧居，酒店内的装潢至今还保存了所谓“Ａｆｔ Ｄｅｃｏ”的艺术形式，走进门来，到处是历史和文化的回忆，这家饭店的怀旧情调还包括颇为知名的老人爵士乐队，目前都成了上海的旅游点。相较之下，香港酒店的历史感就未免太过单薄了，甚至还不能保存像新加坡Ｒａｆｆｌｅｓ那样古色古香的老殖民酒店。非但张爱玲笔下的浅水湾酒店早已变成新式富豪公寓，就连坐落在花园道上的希尔顿被拆后也无法重建。没有昨日的回忆，难道真的能使明日更美好？
酒店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西化或全球化趋势的表征，但是似乎没有人提过“酒店”这个名称的来源。近日偶阅包天笑的小说《上海春秋》，内中说道当年上海开埠时，中国人开的叫旅馆，而西方人开的才叫饭店，后来中国人不甘示弱，干脆弃旅馆而称饭店，因此得名，也和西方现代文明融为一体。至于何时上海的大饭店变成了香港的大酒店（而在台湾仍称饭店），似乎故意加上了一层酒色财气，则有待专家考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