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华先生在《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文化》（详见《农村金融研究》2004年第10期）一文中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文化背景不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董先生认为，“中西文化有差异，中国缺乏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为避免出现“形似而神不备”的窘境，需要建立一套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文化安排，真正汲取其核心理念为我所用。

    笔者以为，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致力于上市之际，董先生这篇文章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与企业文化建设同样极有意义。然而拜读完董先生的文章，总感觉意犹未尽，很想就其某些论点作进一步的探讨。

    董先生通过比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西方文化传统，从中引出非制度性安排（文化）对现代企业制度影响的论断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董先生文中似乎还隐含着一层意思：西方文化有利于确立产权关系，因而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个人主义有利于建立产权关系。笔者以为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毋庸否认，在西方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体而忽视群体意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被视为对立关系。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还是如今成为显学的产权经济学都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萨伊定律认为，当经济人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时，在市场调节下，个体通过对个人效用函数的追求，最终可以使整个经济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实质上也承袭了西方这一传统理念，只不过是换个角度来佐证其必要性罢了。需要注意的是，产权经济学就其研究方法来看是反历史逻辑的。然而从纵向考察，产权经济学却无法脱离历史窠臼。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向人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而不确定，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不同的情感源于人们不同的想象。斯密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姑且弗论。但是既然人性如此捉摸不定，试想我们又如何能够奢望古今中外仅仅通过界定产权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为零呢？从横向来看，“西方”一词是包含多重含义的。而我们很多人在表述西方时，“西方”往往成了美国、西欧的代名词。事实上，日本、北欧国家也成功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其企业文化丰富多彩，与美国、西欧迥然不同。这表明，即便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同样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产权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在西方，产权经济学顺应了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东欧剧变后更是迅速崛起；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弊端日益深重，客观上要求向市场经济转轨，产权经济学的某些论断正中计划经济的积弊，因此成了显学。然而，当我们接受这一理论并运用于实践时，却发现产权改革竟然伴随着如此巨大的痛苦和如此高昂的“交易成本”。

    改革廿载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任何改革都必然要反映这一现实。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不管它是以积极还是消极的姿态出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产权改革，更需要对产权理论的研究和运用进行批判和适合我国情的锻造，开辟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而绝不可颠倒顺序，不顾我国国情生搬硬套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和价值观。

    笔者以为，认清文化与产权改革的辩证关系对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极其重要的。深入研究文化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为了更好地说明产权改革和企业文化的关系，我们似应首先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考察企业文化与产权改革的关系时应当注意：文化本身无论其表述如何抽象抑或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物质运动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学说的结果。单纯从某种学说出发并把这种学说静止、孤立化，必然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其结论就难以站住脚。

    由此看来，韦伯命题从根本上是头脚倒置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决定了资产阶级精神，从而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但事实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产阶级精神，进而决定了新教伦理的安排。这一点从《旧约》和《新约》质的区别上就可见一斑。

    黑格尔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实上，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德斯鸠，其理论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去伪存真的运动过程，制度安排和思想的变迁是时代使然，而不是逻辑的产物。

    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与今天已有天壤之别，其思想也在时代的长河中与其他思想不断碰撞、渗透、融合，不断赋予时代的精神并改造、升华自己的学说。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从解释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内因。耐人寻味的是，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虽产生于美国，却成于日本。儒家学说经过与日本文化的融合，其理论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说明儒家文化是可以与市场经济和谐相处的。因此，孤立、静止地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中分析、寻找建立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文化安排模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适于现代经济的观点是很不恰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自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文化在大陆未能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未能及时改造并赋予其时代新的内涵。文革以后，我国经过几年徘徊，终于开始了伟大的渐进式改革实践。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也使人们思想更加多元化，这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但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近百年的停滞客观上造成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断层，未能如日本那样赋予其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在国企中表现为官本位意识、一把手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

    随着建行、中行上市日程表的出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我们注意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方式与国企产权改革如出一辙，都是形成一个母子公司关系，集团公司控股、股份公司接管资产并分立，将包袱甩给集团公司，为轻装上市谋求上市融资铺平道路。但是，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尖锐的问题令人忧虑。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企业文化缺失。实践证明，孤立地进行产权改革是行不通的，必须把产权改革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契机，作为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是唯一变量全面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商业化时间较短，企业文化建设相对薄弱。长达七级的行政体制造成决策链长，信息累积消耗成本大，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短期化和官本位意识盛行。高级员工个人效用函数中往往蕴含着追求个人权力最大化的潜在动机，同时政府部门的“无过错原则”也成为其效用变量之一。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案件频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乎意料，而是各级员工只求任期内无过错，熟视无睹。可见，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量函数与员工个人函数是存在冲突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将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产权改革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

    令人欣喜的是，国有商业银行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各行都提出了顺应市场经济、符合时代和本行特色的文化理念，建行上海分行还召开了国有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变革高级论坛。然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固有的体制问题，目前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只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更深层次则明显不足。某国有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行69%的员工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表示关心，只有不足2%的人认为“无所谓”。然而绝大多数员工了解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途径只是来源于“道听途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在国有银行中仍是“阳春白雪”，尚未形成一种核心员工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文化特征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冲突的结果造成了实用主义泛滥，使企业文化沦为形式主义，变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文化衫”，而得不到其应有的战略地位。

    上述文化冲突决非偶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任何一种企业文化都必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当现存的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理念冲突时，后者反而可能变成“伪文化”。产权模糊要求我们必须深化产权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而没有现代企业文化的产权改革犹如在黑夜中孤军远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灵魂，决定着改革成本的大小。就这一点而言，国有商业银行更需要把企业文化建设与产权改革结合起来，形成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良好互动关系，使每一位员工能够发扬团队精神，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商业银行管理，关心银行发展。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从根本上是受本土传统文化制约的。日本经验告诉我们，经过批判继承后的传统价值观不但不会影响产权改革，反而很有可能使国有银行比西方银行焕发出更蓬勃的生机，更有竞争力。

    当前，交行准备以员工持股计划为核心，将所有权与企业文化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交行已迈出了创建所有权文化的第一步。虽然具体步骤和结果仍然不得而知，但这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值得借鉴。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包括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同样，我们也应看到，西方在个人主义的充分发展过程中也凝结了无数优秀的成果。就这一点而言，立足国情，结合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建立“形神兼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银行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