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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启功：从皇族后裔到国学大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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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346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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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许，一代教育家、书画家、国学大家启功先生走完了九十三载人生长路，在北京仙逝。 “先生走的时候很平静，我和几个师兄弟互相通消息的时候都互相安慰，别哭啊，先生是仙逝了，话没说完，劝人的人也都哽咽了。”6月30日下午，为启功先生家守门的弟子李洪海说。李洪海现在是军事博物馆书画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听到恩师过世的消息之后，他带着儿子赶过来，为恩师府上做个“门子”，接待来吊唁的客人。 “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历经幼年失怙、中年奔波、晚年为学，启功先生匆忙劳碌的一生正如其书斋名“坚净”一样，在困境中坚守，在烦乱中净泊，一生为人，永世为师。 不当“八旗子弟” 启功生前曾诙谐地说过：“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1912年7月26日，启功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皇族家庭。这个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甫一出世，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启功对身世自述道：“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虽然贵为皇族后裔，启功早年的经历却极为坎坷。一岁丧父，十岁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为了帮助启功的母亲抚养他，启功的姑姑决定终身不嫁，因为他是长孙，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1924年，启功曾祖父和祖父生前的几位学生发动募捐来帮助处于困难中的启功一家，启功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由于没学过英语，单科成绩不好，只拿到了肄业证书。 一直到1933年前，启功都在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同时他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 启功曾祖的门生周实之曾经打算资助启功出国留学，启功却更希望找到工作，毕竟他从小就感受到了太多生活的压力了。 两位恩人 启功生前常说，恩师陈垣和贤妻章宝琛是他这辈子的“两个恩人”。 1933年，经其曾祖父门生傅增湘介绍，启功结识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陈垣爱启功的文章书画，先后将他安排到辅仁附中教国文和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但两次都因学历过低而被辞退。 1938年秋天，陈垣将启功请回到辅仁大学国文系，让他教授自己掌教的大一普通国文课。从此启功再没有离开教育事业，直至终老。 启功说的第二位恩人，便是夫人章宝琛。她长启功两岁，启功就一直叫她姐姐。这是一个典型的包办婚姻，但是最终却真正产生了爱情。 “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 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启功生前曾回忆。 文革爆发后，启功成为“准牛鬼蛇神”，家也被红卫兵所查抄。细心的章宝琛虽不通文墨，却把启功心爱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捆得严严实实的，放在一个缸里，偷埋在后院的墙角下。直到1975年病逝前，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启功。 “我走了，你要再找个人照顾你！”这是章宝琛临终前跟启功提的一个要求。启功则跟老伴“打赌”，自己绝对不会再娶。 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正式为启功平反，摘去他的“右派”帽子。启功喟然叹曰：“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话说至此，启功潸然泪下，闻者亦为之心酸。 1991年是陈垣诞辰110周年，启功当年也已经年近80，他当年创作了300多幅字画，选出其中最好的100幅字和10幅画，拍卖得到163.1692万元，全部捐献给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奖学金以恩师的书斋“励耘”命名。 至于妻子的要求，他没有答应，上门帮他说媒的人很多，他却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以此明志。 最后的愿望 2004年7月26日，北师大举办了一个庆祝启功执教70周年的活动，师生们本来要为他过生日，他不肯，大家改成这个名义他才接受。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启功坐在轮椅中做了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惭愧、惭愧，人民给我那么多荣誉，我实在感到惭愧，我只希望多活一天，多活两天，就为教育事业多做一天事吧。” 这是启功先生的愿望，也是他公开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天的生日他过得很开心，收到了师生们送给他的一个大维尼熊玩具。毛绒玩具，是这位充满童心的“老小孩”最喜欢的礼物。 吾师启功 -王强口述 实习记者 汤涌 采访整理 在别人眼里，我的老师启功先生是一位国学家、书法家、画家，但是在我和我的同学眼中，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他的课讲得真好，我从来没把他当什么大师来崇拜过，因为他就是我印象当中那位和蔼幽默的老人。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77届实在太幸运了，入学教育的时候就有幸听启功先生讲话，后几届的学生都没这么好的运气。记得正式开学不久，我们就听说启功老师会为书法兴趣小组上课，我自己从小就练习写大字，就第一个报了名。小组组织起来，每个星期日都进行活动，先生当时还住在小乘巷，过来要坐好几站公共汽车，毕竟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就负责每日去车站接他。 我还能想起来有一次去接他的场景：天气已经挺冷了，公共汽车缓慢地开进站，先生穿一件蓝色中式对襟棉袄，上面已经有不少油渍。他低下头，却把挂在胸前的月票夹高高地举着，甚至举过了头顶，以便售票员能够看清，那姿势当时看起来有些滑稽，却是我今天最难忘的一个身影。 每周先生都是这样来到学校，上书法辅导课，给我们做书法的示范。先生写，我们练，先生的字真是漂亮，我们也慢慢进步了。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着把先生写的字留下来，先生的字和我们的字一起，都卖给收废纸的了。只有一次先生给我示范了“自强不息”四个字，我觉得很好看，就留下来了，在我床头一直挂到毕业。 多年之后我跟他提起来这个字我还留着，他非常不满地说：“你拿来，我扯了它，给你重写一个，那就是个小纸条，是练笔随便写的，也没落款盖章，没保留价值。”我说不行，我就要留着当时的那一幅，这个最有价值。 先生不喜欢拘泥于规矩。我小时候学书法，大人都是教怎么握笔，握标准了才开始写。先生就不太在意这个，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跟拿筷子夹菜是一样的。” 毕业之后我经常去先生家里拜访，星期天经常一坐就是半天，我们学生是不去要字的，我们更喜欢帮先生裁裁纸，铺铺纸，请教几个学问上的问题，他有一次跟我谈诗歌，说唐之前的诗歌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歌是“嚷出来的”(是感情上要宣泄)，宋人诗歌是“想出来的”(要说理)，宋后诗歌是“写出来的”。短短几句话，细细品味，就是一部古代诗歌史啊！ 后来先生家的客人越来越多，经常是好几拨的人坐在小客厅里，大多都是来求字的。先生是很讲礼数的老人，总是满足人家的要求，所以非常忙。那时候我的工作也逐渐忙了，去的就逐渐少了，只是经常打电话过去陪他聊聊，有一次我请教他一个关于词人周邦彦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不够了解，他就向我推荐他所知道的一位更有研究的老师，这种胸怀是我非常佩服的。 6月30日我收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虽然早就知道他身体状况不好，但接到消息的一刻还是有肝肠寸断的感觉。我们学院一共有11位老师受过启功先生的教诲，7月1日上午我代表大家写了一副联：“谁道人师难得而我得也，应知教诲长溉由您溉之。” 当年教过我们课的老师很多，最受我们爱戴的，就是启功先生。我们的人生都受到了先生学问、人品的影响，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真是一生的幸事。 (王强：北师大中文系本科77届学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大度量大智慧 -本报记者 韩雨亭 实习记者 汤涌 方会磊 启功既是一位渊博的大儒，又是一位自幼皈依雍和宫的佛家弟子。佛家追求的是成佛，儒家希望的是成圣，无论是佛，还是圣人，都有着相同的两个指标：一是胸怀度量，二是智慧。 淡泊名利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角落，不管是书名、校名，还是店名、厂名，似乎都能寻觅到启功的笔迹，这里面有的是启功的亲笔书写，也有“李鬼”的欺世盗名之作。启功书画的流行，也培育了一批依靠模仿、复制启功书画作品为生的专业盗版画家。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启功的真迹还是盗版，都能在各自的市场产销两旺。 不过，启功对这些仿制品没不是十分在意，很多人劝他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可他的回答则是“他们也要吃饭嘛”。 “他不在乎名利，他也不愿意与这种过于世俗的东西去较真。”启功弟子秦永龙说。 启功先生对当下日益急功近利、欺世盗名等学术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对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说：“既然要当一名教书匠，就得学会坐冷板凳，忍受清苦，甘于寂寞，这样方能有所作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二、三十岁便著作等身，恐怕连自己都扛不起！” 参透生死 许多跟启功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有过这种感慨，启功对老年、疾病和死亡的看法实在是非常之洒脱。 佛教讲人生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除了“爱别离”这一点他心挂恩师和贤妻没有看破之外，其它的他都看破了。 启功先生非但不避讳自己年纪大了身体的不适，还把病情写进诗词：“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况难描画。动脉老年多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七日疗程滴液罢，毫升加倍齐输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一次启功去验血，护士把他的血液瓶使劲地晃，说是血脂高，血液就太粘了，以后要少吃肉。他听了医嘱后出门遇到了赵朴初，赵老郁闷地说：“我吃了一辈子素，血脂也高了。”启功就赶紧进去找护士，说：“看来跟吃不吃肉没关系！”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写的一篇《哭恩师》的文章中，亦有这么一段趣事。有一次启功生病，住在北大医院里，对前来看望的学生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叫做‘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中医嘴里没有不治的病’。你说你没病，西医说，你牙不行。中医呢？什么爱滋病，给你二两甘草！”学生说：“您好厉害，把中西医都骂了！”老师说：“我这叫缺德！”说罢，大乐。 他不仅调侃自己的病情，也用幽默的语言安慰患病的朋友。一次他去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那位朋友插上了导尿管和氧气管后悲愤交加，对启功说自己活得毫无尊严。于是启功就故意认真地说：“你很快就要好啦，你看看你，都双管齐下了。”把老朋友逗得哈哈大笑，悲愤之情也一扫而空了。 启功不会记恨别人，也不记着烦恼，文革期间，他是个“摘帽右派”，批判他的人也不少，完全平反之后，有个人每次遇到他都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专门来向他道歉。他却呵呵一笑，说：“那年月不就是演大戏吗，您唱孔明，我唱马谡，如今演完了，就别惦记着了。” 大师渐远 -本报记者 李梓 韩雨亭 白寿彝、钟敬文、钱仲联、臧克家、张岱年、常香玉、陈省身、费孝通、启功……上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激变和西学东进激扬出的一代大师们的余影，在21世纪的晨光中日微迟暮。 “大师们一个一个都离我们而去了，他们的离去增加了我的恐慌。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翻字典，因为他们就是活字典，现在再往前一看，已然空空落落了，以后怎么办？”著名教育家、书法理论家欧阳中石说。 有人说，欲成大师必先长寿，其实倒也未必，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时，年方31岁却已成师成名。但是，今日中国的大师们，却不能不长寿，即使百岁而终，仍被社会视同于夭亡，只因后继者乏，夭亡的不是长者，是他们的学问。< r /> 在一个被称为500年来最好的时代，大师之稀缺令身处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黯然失色。因此，每一位大师的离世，都令国人倍感嘘唏。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先生认为，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历史上3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像梁启超、王国维、粱漱溟、章太炎等等，均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大师。而启功、张岱年这一代，则是20世纪大师的遗影。” “大师们的辞世，每每令我感到一种无限的怅惘，不是因为‘后无来者’的感叹，而是这样的大师们，一旦告别人世，其学问和人品风流，也迅即和人的肉身、人的灵魂一道，化作了轻烟袅袅。”在闻知启功先生逝世后，一位网友留言说。 “他是中国少有的传统文化的流行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李兆忠先生说。启功生前，门庭若市，他的书法在当世人中市价最高，因此世人称他为“大书法家”，欧阳中石认为这是一种无礼，因为启功先生在音律、汉字、诗词、文物鉴定、书画等方面都达到常人难以逾越的高度，尤其是他的画，意境堪比宋、元两朝。 在国学回潮的今天，一小部分中国人正在努力修复与传统文化间的断痕。同时，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些跨越了时代沟壑的人瑞们长寿些，再长寿些。在世人眼里，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国人一种品格、一种素养、一种高雅传统仍然在延续。 和其他的大师一样，启功一辈子均以传道授业为生，在启功身后，有两万多人号称是他的弟子，然而，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弟子，也不敢说承接了他的衣钵。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说：“作为鉴定界的元老，他的离去使得鉴定委员会一时没有了领头人，我们这些人大都年届已高不堪重任，而年轻的人又少有在此领域有所造诣。” 在这个扼杀大师的盛夏酷日，在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悄悄地蔓延，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些能够暂时安抚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虚荣或自尊的元素，已经渐渐消弭在空气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质：一面在哀婉地感伤，一面却总是停不了饶舌嬉戏。 而那些深深被大众依赖的知识分子，却在纷纷表达自己的悲观与无力：在人品与学养上，大师都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孤品。 “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出现。”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悲观地断言。 和他同样悲观的还有著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黄苗子：“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标兵’，他的离去或许代表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实习记者 汤涌 方会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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