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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关人:中国脸 打天下(上)

作者:林平     人气:428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做公关经理这么多年,安排了无数次采访,像这种安排自己去接受采访的,还从来没有。”家乐福(中国)公关经理王晓忠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如今已有400多家落户中国,仅落户北京的就有185家,投资项目355个,投资总额达122.6亿美元。自它们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在争议中发展,公关经理(总监)作为其品牌及形象的代言人,恰似跨国公司的






“脸”,面对着种种矛盾冲突,感受着环境及自身的沧桑变迁。他们年轻、阳光、具有亲和力,身为中国人长期处于跨文化的环境中,有多少职业上的挑战和纯粹个人的悲欢?

  八张“中国脸”的公关人生

  在中国,最早从事跨国公司公关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学外语的,一种是学新闻的。

  这八位当中,徐俊和田耕是出身国际关系学院的同门师兄弟,王晓忠与蒋健师出同门——复旦大学,且同在中国日报社当过四、五年的记者。蒋健还是被他的一个采访对象——德尔福公司上海首席代表挖到公司来的。

  公关靠的是经验积累。据田耕回忆,早在1994年,田耕在大学里曾邀请学长徐俊到学校里做培训。他事先答应了,但当天却去不了。“学校派车去接他,车在楼下等着,两百多名学生在学校等着。他马上真诚地给我道歉;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当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确实去不了;最后他买了两盒三五烟给了司机表示歉意。”

  接下来,田耕自己也做了一次危机公关。“我马上找电话给学校打电话,说能不能临时找一个老师顶一下?我的一个老师义无返顾地冲了上去,把场子给撑了下来。”

  多年后,他们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公关经理,在危机降临的时刻,真正起到了消防员和灭火器的功能。当2004年柯达中国继沃尔玛成为媒体指责不建立工会的跨国公司之后,田耕马上回应称“柯达从来没有反对建立工会组织,外国人的理解是管理层不能去组建工会”。而徐俊则在“特富龙危机”过后很久还在反思: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

  论起资格,1990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徐俊属于公关“工龄”最长的一位,从1992大年三十踏进博雅公关公司那天算起,至今已有13年。而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北电网络(中国)公司市场咨询部高级经理乔天云,则是“大姐”。她的公关生涯是从做猎头转行过来的,她后来所供职的几家跨国公司的职位,都是她原来的“同行”给推荐的。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钱静是一位才女,她当过大学英语老师,做过电视台翻译,1996年走上公关之路。她写的文章常常成为一些时尚杂志的主打篇目。

  李曦1991年大学毕业之初曾一度找不到工作,幸亏后来索尼“收留”了她,她才得以占据今天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传媒公关部部长的宝座。

  同为

关经理,做的事却不完全相同。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徐俊说,跨国公司的公关业务一般分成三类,即企业品牌公关、市场公关和内部公关。“各个公司不一样,公关经理这个职务、职责范围都是不同的。有些企业的公关部门负责传媒关系,有的负责媒体加政府事务,有的负责得更加全面一些。”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华东区公关经理杨芳,是公关界的新生代。常自称“在宣传西门子的同时,也在宣传上海” ,俨然“上海编外公关员”。

  老实的蒋健

  德尔福(DELPHI)汽车系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堂内,迎面一位胖乎乎的年轻人热情地伸出手说:“我是蒋健,辛苦你跑这么远的路。我昨天夜里病了,高烧,今天早晨还在打针。”

  角色转换

  “我上星期刚去了一趟美国,上海市主要领导到美国访问,要去德尔福在底特律的总部。我星期五从国内起程,当天中午到北美,直接去公司总部做准备,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星期天晚上11点跟上海代表团接头。他们星期一上午到我们公司,大概呆了两个小时,然后把他们送走。下午接着又和北美的同事开会,谈上海的汽车展,谈到很晚。星期二赶回上海已是晚上了,又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召开展前新闻发布会,累得一塌糊涂,回来后人就不行了。今天下午是关于车展的第一次内部培训,因为展会规模很大,很多工程师要在现场作一些展示介绍,你得培训他们怎样待人接物,接下来的两周会更辛苦,没办法……”

  蒋健的一番话,像是诉苦,又像是展示他的成绩。

  他现在的职务是德尔福集团(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市场、沟通及公共事务。9年前他是一名记者。

  他于199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职业理想是作一名记者。毕业分配时进了中国日报上海记者站的新闻周刊《上海英文星报》。

  周报只有六、七个人,同时还要为《中国日报》写稿,所有的报道全部要用英文写作,学新闻出身的蒋健感觉压力很大,“总觉得想说的说不清,怵”。

  “那儿有两个老外,我们写了东西发给他们润色,有时感到很惭愧,他们在上面改改划划,几乎每句话他都重新写了,你一看脸都红了,哪天他改的比较少,你就感觉挺好的。”他的英文写作水平就这样练出来了。

  1994年,中国日报在青年记者中选拔5个人去美国接受为期10个月的培训,蒋健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英文的采访和写作逐渐成熟起来。

  1995年回国,蒋健开始采访汽车行业,他采访了德尔福公司负责上海地区的首席代表赵博士,“机缘巧合,我与赵博士很谈得来,有一次他说你加入我们德尔福吧。”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蒋健跳槽了。

  1999年,德尔福与通用分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在中国有8000多名员工,市场业务发展迅速,这给蒋健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除了“公司的等级观念很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难”外,角色转换是他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真正给他“上了一课”的事,发生在1997年春夏之交。德

福总部公关总监组织北美一帮记者来上海参观亚太区业务,他做配合。

  “晚上聊天时,我说德尔福在天津有个项目要宣布,平时非常和善的北美公关总监一下子脸就拉长了,他把我拉到边上,非常严肃地说:‘你有新闻稿吗?你的问答准备好了吗?你既然讲了,今天就得给他们。’”他的意思是:新闻稿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公关人员是不能透露这种信息的,万一记者来问,你将措手不及,同时也会打乱公司的整体宣传报道计划。

  “那天我们加班到很晚,拿出了新闻稿。”

  蒋健很快便适应了角色转换, 1999年德尔福中国总部搬到上海后,他升任中国区公关经理,2002年,开始负责一些亚太区的业务,包括亚太区的内宣和韩国的公关。到2004年,他的职务更上一层楼,戴上了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负责中国区的公关、市场、对外关系、政府关系。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EMBA学业,为后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今年开始,德尔福亚太区总裁兼任中国总裁,而亚太区总裁是公司全球副总裁,目前常驻日本,他不在中国的时候,蒋健就是他的首席牵头人,协调其他部门的工作。

  平息“断货危机”

  2003年,德尔福的某全球客户指责一本土汽车厂商抄袭,当年9月下旬,该本土厂商突然邀请了两家媒体到现场,宣称德尔福有六、七家公司对其断货,记者还现场拍了照片,他们的副总指着停在外面的一排车说:“因为断货,我们都不能装车”。“我们赶紧查,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

  一家是民族品牌,一家是德尔福全球最重要的客户,而两家都是自己的客户,这下子把德尔福也把蒋健推到了风口浪尖。

  蒋健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堵住源头,不正面冲突。我们的中国总裁直接打电话给本土企业的董事长进行沟通,指出报道不实,必须堵住源头;第二步,我以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接受了一些专访,主题是德尔福头九个月在中国销售快速增长,特别强调如何支持本土汽车厂家,维持良好的供货关系,给国内主要财经汽车媒体发的新闻稿中,点名提到为该本土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从侧面予以回应;‘十一’之后,我们中国总裁专门到北京见了另外两家权威媒体,通过专访形式从正面进行澄清。”

  一个月后,事件渐渐平息下来。

  谈到今后,喜欢打桥牌和乒乓球的蒋健给自己定了两个职业方向,一是在公关领域做深做扎实,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关专才;二是做综合管理。而EMBA的学习则让他把财务、人事、制造、物流等串起来了,他如果在德尔福继续发展,“要往这条路上走”。他说:“中国人通常很担心下面的人冒尖,担心他会取代你。在跨国公司,你一定要培养你下面的人,一定要让他们冒尖,使他们准备好来取代你,公司就会想法来动你。如果你的专长太专业了,下面的人没有培养好,你一辈子就压在这儿了。我要把我的团队培养起来,我要管得越来越少,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我们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公司,我现在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将来就会限制自身发展,我要找机会尝试。”

  李曦在索尼做不到头

  夕阳从后面楼宇的玻璃幕墙上反射过来,正好照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李

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瘦削。

  “我在家是老大,可我对家人没什么贡献,主要贡献都给索尼了,呵呵。”

  3月末的一天下午,坐在索尼(中国)有限公司5号会议室里,李曦笑着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改成大忙人

  “索尼很大,我一直都觉得做不到头,一做就做了11年。如果做到头,肯定就想走了。”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公关部部长李曦说。

  索尼2004财年推出的新品近100种,平均一个半月就做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新闻发布会,李曦也经常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各地飞来飞去,很少呆在北京的家里。“从2005年3月1日开始,我们的速度又提升了,几乎一个月要做两次新品发布会。3月16日那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发现没暖气了,我才发现整个3月份我就没住过有暖气的地儿。”

  李曦说,这种忙都是她“自找的”。

  “从2002年开始,我觉得公关部如果只传递信息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我决定尽可能多地介入业务中去。此前我们也一直帮助市场部门做新产品发布会,但一年只有几个。到了2003年,我觉得必须把企业公关、产品公关和员工沟通各个功能明确地分出来,大家需要到公司内各个业务部门那儿去倾听我们内部顾客的声音,向各个业务部门推销公关的重要性、推销我们自己,尽我们的能力给市场部以新的价值。不然,公关的价值将很难真正发挥出来,大家也会失掉不断增强竞争力的机会。”

  有了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她决定改革公关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给顾客(索尼的业务部门)提供越来越专业的服务。

  “在索尼,很多东西是你想做你就可以去做,你不想做也没有人逼你。我自己觉得,我们必须要这样,如果不这样就跟不上业务发展,就会被甩下来。”

  曲折入行

  1991年,李曦怀揣外语专业毕业证,走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门,开始找工作。“刚毕业,到处瞎找,非常困难,到处面试,没有任何经验,考试也考不好。”李曦说。

  她曾去航天部下属研究院面试,人家说:“我知道你是学英文的,也学过理科,可以做翻译,但是我们不想要女的。你看,我们办公室10个人,8个是女的,搬张桌子都搬不动。”她被轰出来了。

  她去了中外运敦豪公司。虽然是一家跨国公司,但与她理想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几个月后,她就离开了,进入一家名为中仪索尼技术服务中心的中日合作公司。

  中仪索尼每年都针对广播电视领域的技术人员举办一些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或电教单位。“以前,他们来北京都是自己安排食宿,非常不方便。我到公司培训部那年,提前把他们的食宿都安排好了,其实领导也没要求我这么做。”

  索尼“3号”

  1994年,李曦进入索尼公司北京办事处。当时只有10个人,主要负责公司投资之前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公司在国内的投资项目的准备、配合总部的人员来中国谈判。人员没有分工,大家一起做。

  1995

底,索尼连续投资了几个大型的项目,1996年索尼中国正式成立。“我们这个小办事处的人从1997年6月份开始编号,我的员工编号是3号。”

  2000年,索尼中国传媒公关科经理去了索尼电影在美国的总部,“我就顶上去了,开始管理索尼整个在华的PR业务。”

  2001年,索尼中国总裁宣布把公关科升为公关部,李曦也由经理升为高级经理,并于2004年提升为部长。

  如今,已经是一个5岁孩子母亲的李曦,希望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新的东西。“索尼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它的目标非常高,2008年的销售额要做到80亿美元,2002年才10亿美元,每年都要涨10亿美元。我虽然不是做业务的,但可以从很多角度为公司的业务增长做一些事情。比如帮助管理层做公司内部文化的创造、深化;员工越来越多,离高层就可能越来越远,我们就该帮助管理层和员工双方做更有效的沟通。新的事情都是要自己去找。”

  采访结束时已是六点半,李曦回到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准备下一次出差。

  公关人论公关

  一个合格的公关人,一定有一个符合大局的很健康、很积极、很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你才有可能处理好事情。一个抠抠索索的人,价值观很低俗,你做出来的事情不可能被公众接受。

  ——李曦

  企业的核心价值、核心目标是给股东创造回报,给公司创造价值,公关是以最小的投入给企业创造最大的回报,作用是协助企业实现它的利润目标。公关一定要想到最细的细节。

  ——钱静

  处理危机,首先要对整个形势有个判断,公关人员的判断力和预见性非常重要,关键时刻要敢于拿主意。

  ——乔天云

  特富龙事件是杜邦进入中国20年来发生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危机,有些东西值得整个公关行业来思考。如何处理面对媒体导致的危机事件?针对国内媒体和公众因对国外专业词汇不很理解而导致的报道偏差,如何去处理?如何把生涩难懂的道理用大白话讲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徐俊

  乔天云用公关取代外交梦

  “我一直对国际关系感兴趣,梦想着将来做一名风光的外交官。没想到后来外交没做成,却做了公关。”

  坐在北京新东安商城地下一层的咖啡间,乔天云对《时代人物周报》说。她面带微笑,快人快语,用她的话说是“我一直非常热爱公关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觉得做得烦”。

  懂广告的公关经理

  乔天云递给记者的名片上显示,她是北电网络中国公司市场资讯部高级经理。她的办公室位于新东安写字楼的11层,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北海的白塔和郁郁葱葱的树木,“感觉很好”。

  “我的工作范围包括公关、广告、公司网站、与行业分析师的关系等,跟以前在摩托罗拉相比有所延伸。”

  乔天云于2000年进入摩托罗拉个人通讯事业部任

关经理。该部门是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部门。她负责所有手机产品的发布以及与品牌相关的赞助项目。她清楚地记得,韦伯的音乐剧第一次进入中国,就是摩托罗拉手机部门赞助的,而她负责了从头至尾的整个过程的公关工作。

  公关工作使她跟公司广告部门接触频繁,因为“一个产品推出之前,广告要与公关紧密配合,以制订整个推广策略”,这为她后来到北电网络负责公关加广告打下了基础。

  在摩托罗拉做了4年部门公关经理的乔天云,最后却选择了离开,尽管她“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但摩托罗拉的公关业务条块分割,公司有一个公关部,各个业务部门也各有自己的公关部,而且都是独立的”,这对她的能力发挥造成了一定局限。

  2004年4月,乔天云任北电网络中国公司市场资讯部高级经理,“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技术难题”。一次她参加了公司的一个会,会上讲的所有的东西她都听不明白。“北电有有线、无线,还有光网络和企业网,与我原来接触的完全不同。”

  于是,她恶补技术知识,一年来“做得很顺利,遇到的一些事情也都很快解决了”,2004年,北电网络CEO更迭,“根据加拿大和美国证监会的一些规定,需要重新审计财报。国内的一些媒体给她打电话询问有关事情,好在处理及时得当,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非常快,也非常顺利。我在北电做得还是挺开心的,不管以后做什么,应该不会离开市场传播这个行业。”

  从猎人到被猎

  乔天云在摩托罗拉和北电网络的职位都是通过猎头找到的,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她自己最早就是做猎头的。

  “我本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研究生学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因为我对国际关系特别感兴趣。”

  1989年,乔天云拿到国际法硕士学位后,没有被分配到令她神往的外交部,便自己寻找接收单位,抱着“如果国际关系用不上,外语一定要用上”的心理,参加了北京外企服务公司的考试。

  “考完之后,他们跟我谈,能不能留在外企服务公司机关。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概念,就答应了。我是当时外企服务公司里惟一的一个硕士。”

  “最开始是做猎头业务。”外企服务公司早先最大的业务就是猎头业务,也是当时北京市惟一的猎头公司。

  那时,乔天云的职位是客户经理,对在北京的外国企业分片负责,“一个人差不多管一百多家公司,跟外国公司接触的机会非常多”,她却没有要去外国公司的想法,而是后来的奥美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奥美的“乔”

  采访期间,乔天云多次提到奥美,并说“挺感谢在奥美的那段时光”。

  1994年,奥美公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打算跟外企服务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希望将来进入奥美的人有公关经历。身为外企客户经理的乔天云被调到外企公关部,并于当年进入奥美香港进行培训,“为的就是将来去奥美”。

  在奥美香港期间,乔天云没有英文名字,那时大家都叫她小乔,老板管她叫乔。“最开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老

。我们是从零做起,却要做很多东西,做得非常辛苦。”

  结果是,奥美与外企的合资公司没有谈成,奥美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办事处——奥美北京却于1995年3月1日成立了。“奥美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当时就一路做了下来。”

  “奥美的发展真的是特别特别快,我经历了奥美在中国市场从无到有到成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那个时候加班到半夜回家是很正常的事,虽然非常累非常辛苦,却是很开心。”

  乔天云主要负责消费品客户的公关业务,包括公司文化、品牌和产品线。“我那时一个人管好几个客户,虽然都是消费品,可能有时装的、时尚的、化妆品的、食品的,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你都要去了解。”

  柯达是她那时的一个客户,她一直跟踪了4年。当时柯达的中国合资公司刚刚成立,她带着媒体记者陪同柯达当时的CEO走访了北京、厦门、中山、上海、无锡等中国的许多城市。

  在奥美,乔天云化解了很多可能伤及客户品牌的风险,其中一次发生在1996年。

  那年,乔天云负责一个国外化妆品品牌客户,赶上国内一家检测机构与媒体合作对化妆品做质量检测。

  “检测的手段应该是很严格的,他们的方法是把化妆品秤重之后放在一个恒温的房间里,把盖子打开,过一定时间后再秤重,重量如果减少很多就说明保湿性不好。检测的结果是,国外品牌的保湿性都是最差的,只有一家国产品牌的保湿性是最好的。”乔天云说,他们给她的客户发了一个报告,问客户有什么意见,在截止日之前一定要回复,否则就要发布。

  乔天云怀疑背后可能有一些故事,因为她的客户的产品“在上市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测的,且检测机构是此次检测机构的上级”。她从客户那里及其他地方尽量多地收集了充足的资料,然后去找那个机构及其上级以及那家媒体进行了多次沟通。公关的结果是,检测不合格的客户的检测报告没有发布,从而化解了一场危机。

  5年后离开奥美时,她已成为公司三个高级顾问之一。

  钱静不断调整方向

  她说话的语速很快,写文章也是快手,她的文章常常成为一些时尚杂志的主打篇目。

  她抱怨社会不公平,说自己是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其实她的老家就在距北京咫尺的天津。

  如今,坐在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的交椅上,说起10年前的这些往事,钱静感慨良多……

  电视台的“编外翻译”

  1994年,钱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去一所大学当英文老师。“这不是我选择的职业,是我被迫选择的职业。”好在有机会去中央电视台做翻译,她尽管每周有10多节公共外语课,但还是挤出大块时间去CCTV“挣外快”,且乐此不疲。

  在央视她属于“按劳取酬”的编外员工,在做外语专题节目之余,有时晚上还要去做英语新闻、翻译、配音。尽管很忙,但她感觉很充实,更多的是快乐。“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能在电视台上班,感觉新鲜,感觉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现在每当听到《同一首歌》,我就会想起我在电视台的

子。”

  然而,这样的日子仅过了一年多,她就颇为失落以至思变,她明白,对她来说,“在电视台工作不是职业,做十年和做一年没有区别,只是一个挣钱的手段”,而在外企,可以从秘书做到经理直至部门总监,“如果在电视台,我绝对做不到部门主任。”

  她决定离开,不仅仅是电视台,还有安稳的大学校园。

  拿定主意,她于1996年1月很快办妥了从大学辞职的手续,于2月12日正式到福特公司上班,做公关总监秘书,从此走上公关之路。

  “第一次到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工作,做事总是提醒自己要小心,要考虑周围人怎么看。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当时却要一点一点地学习。现在对这个游戏规则很了解了,就觉得轻松自如了。”

  1998年,钱静获得了一次提升的机会,“职位相当于专员”。谁也没想到,当年底,她却离开了福特。她自己的理由是:“再往上走的可能性不大,在外企大公司里,做了三年换一换比较合适。”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老板(公关总监)三年任职期满,回了美国。

  不再对机会说NO

  “我刚入行时曾错失一个机会,它所带给我的经验教训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钱静说,1997年在福特做秘书时,另外一家大公司的公关经理希望她去做他的副经理,他对她说:“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可以从头培养起,这会帮你转变秘书身份。”但因她直觉“不是很喜欢他的公司的所在行业”,便放弃了。

  “这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好的机会,但我没能把握。我从此总结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总体上利大于弊的机会,你没有了解全面就不要说NO。”

  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当年放弃福特到凯旋先驱公关公司、随即到阿尔斯通中国公司,就不足为奇了。

  “1998年底,凯旋先驱托人找到我,希望我做他们的汽车客户。我说我不想做汽车,我想了解另一行业,喜欢学新的东西,就选择做电信客户。我去的时候,公司刚刚跟客户签合同,还在磨合阶段,我和我的香港同事一起把它做稳了。夏天的时候,我和同事一起又争取到了另外一个客户,还做了一个IT公司企业形象的调研项目,学了很多东西。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过渡。”

  当1999年阿尔斯通找到她时,尽管她当时“不是特别想走”,但还是决定试一下。

  “面试之后,我觉得到大公司会更稳定一点,而且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上了一个台阶。”

  当上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关经理的钱静,最初是向中国区副总裁汇报,后来他退休了,她就一直向总裁汇报。不到两年,即在2001年,就被提升为公共事务总监。“我们是靠实力、对客户的承诺以及我们在中国的业绩赢得大的项目,包括三峡工程和大亚湾核电站项目,我们的项目管理和执行非常优秀。”

  想做业务

  “我不是特别在意压力,压力有时也是很好的机会,压力最大的时候,也是你最能发挥的时候。比如2004年有段时间压力确实很大。”

  2004年10月12日,“公司

球管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从世界各地汇聚中国开会,这之前,我们CEO刚在中国签订不少大合同,刚组织了新闻发布。此前不久,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全球总裁也带所有人来中国,而这之后我还要赶到 上海做另一个大会。所有事情都赶在一起,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我主持完新闻发布会,马上带他们所有人去郊区的一个别墅区,并提前将他们会议日程中的所有细节落实并不断跟进调整。我事先从一家大医院请了一个保健医生全程跟随,还安排他们早晨在房顶露台打太极拳,给每人准备了一件中国丝绸练功服,传递一种中国文化。并请了一个摄影记者和摄像师纪录所有精彩瞬间。”

  这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和照顾”,消除了开始时一部分成员对中国区的隔阂和距离。“最后一天晚上在贵宾楼饭店,我送别他们的时候,他们挨个和我握手,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由衷的微笑和谢意,CEO还反复祝贺我们的活动组织成功。全球人事副总裁后来专门给我们写了感谢信,这让我感觉很好。”

  钱静这么做,还有一点心照不宣的是“为了加强他们对中国区业务的重视”。由此,她也把目光投向了业务,用她的话说就是“我真想做业务”。

  “刚入行时,我觉得公关、市场活动做得很大很成功就达到目的了。其实不是这样,公关要以最小的投入给企业创造最大的回报来实现最优化。”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走到今天,钱静在欣慰的同时,却时常有一种困惑,即“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公关毕竟不是企业的核心”。

  为了“不局限于眼前这块自留地”,她于2000—2003年读了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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