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新语文 >> 企业管理 >> 领 导 力 >> 精英人物 >> 正文 |
|
|||||
| 陈东升自述：时代造就了92派 | |||||
|
作者：佚名 人气：265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
|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企业家 我觉得与时代发展相对应，企业家也有不同的类型。中国经济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逐步开放市场，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下海浪潮。在第一批“下海”的人中，有一些是通常被人所说的“出身不好”的，过去叫“地、富、反、坏”，有的是劳改释放，有的是犯过错误，也有一些是无业游民，这些人由于生活所迫，处于社会的底层，决定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做事的胆量。他们从南到北倒买倒卖，这些人里开始产生了第一批万元户。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搞活了流通，而且大部分人也是在流通领域赚到了钱；同时这些人致富后，树立了成功者的样本，也开始改变社会、人们的观念。 80年代中期时，价格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枢纽，价格改革带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双轨制，于是出现寻租现象，这个时期有一批高干子弟或有丰富社会核心资源的人“下海”，造就了又一批富人。这批人有些有关系、有门路。因此可以说这批人是靠体制的转型来获得财富。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活跃的青年群体当中有一些人开始经商，我把他们叫“92派”。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最敏感的，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 我把1992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家们分为南北两派，南方派企业家大多以房地产起家，靠圈地运动，走综合化、多元化的道路，基本上是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北方派的企业家更多的是寻找一个行业的空白点，迅速创造行业的先锋企业，然后带动行业的发展。有人说，北方派基本上是靠制度发展带动一个好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像今天田源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期货业的领导者，我当年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领导者。它们率先在行业里走专业化的道路，是这个行业的先驱。 在1997、1998年，西方的高科技革命浪潮、网络经济的热潮掀起了第四次经商浪潮，出现了人们常说的海归派，海归派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是，他们把新的企业家价值和精神用一种制度来保证。有了“创始人”和“期权”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张朝阳、丁磊成为干干净净、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所谓的原罪。 社会上一直对企业家有一种“原罪”说，但事实并非都如此。从1992年企业制度规范条例出台后出现的企业家和海归派应该不存在“原罪”二字，为什么过去的很多企业家有原罪现在没有了呢？这就是一个制度演变的过程，当年企业家的原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企业家的制度，没有企业家价值的评估制度，到了第四代企业家的时候，有了创始人的概念，有了期权的概念，这就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问题，解决了如何承 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问题。 今天，不管是靠胆子的，靠老子的，靠脑子的，海归派，都开始走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道路，如果不具备这三点，就无法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你不是这个行业的前五位，未来的生存就要受到严峻挑战。规模也成了今天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不和国际接轨，就无法打赢在家门口的这场国际化的竞争。 92派产生 思想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成长在三个时代，青少年时代受革命的教育，激情、激进，大我的意识很强。为什么说是邓小平的好学生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赶上中国改革最波澜壮阔的时期——八十年代。这种文化制造了一种很强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具有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成了这一代人极鲜明的特征。所以这一代人的思想可以用范仲淹的两句话来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大学毕业分到外贸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湖北有一个学术刊物叫《青年论坛》，我被委任为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那时我骑着一辆女式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北师大之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回到宿舍，很累但乐呵呵的。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完全无私地工作和奉献，就觉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就很好。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些的。 所以说“92派”是很特殊的一代人，这批人，经历过激情革命的红色年代，经历过80年代激动人心的改革洗礼，从过去那种极左的思想一下子转到改革开放的思想，有痛苦有失落。邓小平南巡后经历了思想转型，觉得要实业救国，经济救国，有很多人开始投身创办新型企业的浪潮中。正是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积淀造就了“92制度派”。 我为什么会办企业 上大学时，我最崇尚的职业是科学家和教授，第二是企业家，对政治家是最看不上的。现在倒过来了（笑），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讲，政治抱负应该是第一位的。做不了政治应该做企业。因为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非常多的素质，需要非常多的约束力，要把各种能掌控的因素、不能掌控的因素进行调和。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比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需要的特质更高，它成功的概率也更低，更不容易。学者的生活相对要简单得多，因为他可以掌控自己。我认为我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其实也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 我办企业还有两个因素，动力是来自于评比中国500强企业。 过去在外贸部经济所做研究时，是在发达国家研究室，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外文期刊，像《财富》、《商业周刊》、美国的外交季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年报、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还有每天国际上各类通讯社的消息，等等，那是一个丰富的营养库，所以我才知道有世界500强、《时代》封面人物。这些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到《管理世界》当副总编 是出于一种很纯朴的考虑，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有快成长的想法。现在看，有些投机，到杂志社根本没想长干，觉得它是个跳板。但是到《管理世界》的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我对编辑们说，《管理世界》应该办出特色，像《财富》有500强，《时代》有时代人物，我们《管理世界》能不能搞个什么东西？于是就决定搞中国500家企业评比。就是这样一个动议，后来我们在中国第一家推出500家的企业评价。中国企业500家评比一举获得巨大成功，《管理世界》杂志也获得了成功，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媒体。 当时我把中国500家与世界500家进行对比，很惊讶地发现一个现象：世界经济强国的排序与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的排序有高度的吻合。就是说美国是头号强国，世界500强企业中它的公司一定是最多的；日本是第二号经济强国，在500强里它的企业也是第二多；德国第三号，它就第三多。这个发现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当时记得毛主席语录里有一句“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要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拥有一大批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这是我真正的改变。 于是开始有很强烈的愿望，有朝一日自己创办企业，如果能办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那才是我人生的最高梦想。 第二个因素，缘于一个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对于创业者来说，凭借关系可以获得一个进入市场比较高的起点，但是进入市场后一定要学习西方企业走市场的道路，不能把企业的发展依靠、维系在和政府的关系上，靠政府的资源来挣钱，这条路会越走越窄。我在1993年说的一句话，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引用，就是“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关系获得一个好的起点，但是要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嘉德就是这样的路子，泰康也是这样的例子。 |
|||||
| 财富论今——新的理念 心的飞越 | |||||
| | 设为首页 | 劳动创造一切，财富造就神话 | |
| 财富论今－http://cf.xinyuwen.com 苏ICP备05013302号 | |
